残酷剧场

• 沉璧

  2020-07-26
  早在2011年核灾之前，批评核能共识的学者不是被贬职，就是被边缘化，其意见也再不会被采纳。2002年到2006年间，数名包含东电员工的人士在报告中指出，福岛核电厂有严重的安全疑虑。用伯明輸和麦克尼尔的话说，这些揭露真相的人“因为害怕被开除，刻意绕过东电和日本核能规范的主要单位原子能安全保安院（NISA）。这些信息因此没被重视”。根据福岛县前县长的说法，提供这些信息的人被当作是“国家敌人。”当然，其他国家并非没有这种情况。只不过日本社会井井有条，普遍认为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自己的社会地位，服从可以带来相当大的舒适和福利，此时揭穿官方真相更是困难。
• 沉璧

  2020-07-26
  日本有所谓的“记者俱乐部制度”：国内主要大报的专门记者可以得到特定政治人物或是政府单位的独家新闻，双方共同的默契是绝对不会有揭发丑闻、未经授权的报道等有损这些有力消息来源的事情。这种媒体口径一致的现象，在比较自由的民主国家并非没有（想想“9·11”事件之后的美国），但在日本却成为一种制度。主流媒体并不会争相抢新闻，反倒经常是媒体忠实传达了官方说法。传统是其中一个因素。在日本历史上，知识分子，包括学者、官员、作家和教师，通常是服务当权者，而非加以批判。这在韩国等国家也是如此。
• 沉璧

  2020-07-26
  雷伊的电影和沟口的作品一样，经常被批评步调太过缓慢。对那些觉得电影要不断有动作、情节变化，否则就是无聊的人来说，他们的电影的确是如此。不过专注在日常生活细节，强调那些平静的时刻（雷伊说，这些时候像是慢板乐章），才能凸显情绪高点的强烈。经典亚洲电影的缓慢写实主义，有点像是日本能剧或是英国槌球比赛：缓慢地将人的注意力引人镜头、舞台或是球场。在我看来，一点都不无聊。这个过程的目的不只是娱乐性，过程本身也不一定有趣，也不是要让电影的步调和真实生活节奏一样级慢。他们想要达到的效果，是把生活某些时刻缓慢下来，抓住真实生活中的感受。
• 沉璧

  2020-07-25
  （两则天皇诏书）它们对日本政治有着灾难性的影响，一直到二次大战结束。首先是1882年由规划现代军队的山县有朋所拟的《军人敕谕》，目的是要让军人脱离政治的干预。军人不对政府效忠，而是对天皇，他们“至高无上的统帅”效忠。他们是天皇的“四肢”，天皇是他们的“头脑”。诏书继续说道：“不要被大众言论欺骗，不要参与政治活动。将你自己完全奉献给你最重要的义务，也就是对天皇效忠。要知道这个义务 重于泰山，死亡轻如鸿毛。” 这是明治政权的支柱之一，它将武土传统上对封建领主的效忠，转移到天皇一人身上。这份诏书正式明文规定为天皇牺牲个人性命的责任。原本意在让政治无法干预军事，但这份文件却为政治增加了一个危险因素。假如军士只对天皇效忠的话，若是一般政治人物威胁到天皇的神圣权威时，军队就可以进行合法镇压。特别是在纷扰的20世纪30年代，这项法令为狂热军国主义者提供了各种军事政变及暗杀的正当借口。......第二份诏书则是关于教育，由天皇在1890年亲手颁布”。在这之前，寡头政要及其参谋已就此事进行多次讨论。他们一致同意西化进行过度，至少也得正式用传统道德观来与之抗衡。有些强调神道教的重要，有些（包括天皇在内）则强调儒家思想。诏书一开始，庄严地宣告帝国是由“我们的帝国祖先”所打下的根基，接着说天皇子民的尽忠尽孝，是这个帝国的特别之处。在这个新儒家传统之下，人被教导要遵从他们的父亲和上级。明治天皇的子民则被告知要“勇敢地将自己奉献给国家，保卫我们的天皇与天地同寿”。于是，立基于新儒家的忠孝之道及神道教神圣祖先观念的民族主义，成了现代日本教育的基础。每个日本人都要对诏书的复印本行礼，而这份诏书则被当作圣旨一样。在欧洲王室政权也有类似的内容，但明治民族主义特别被设计来用文化宣传擢毁民主政治的实质内涵。日本政治中没有不同政党利益之间的合法角力，而是充满了告诚民众要效忠、团结...
• 沉璧

  2020-07-25
  民主政府和政党照理说不应该专断控制真相，我们预期到了政治家的党派偏见，而他们可以试图说服大家相信他们。但“宣传”一词却有许多负面意涵，有强迫或是公开说谎的意味，因此必须冒充为“新闻”“信息”或是“娱乐”（如电影《北非谍影》[ Casablanca]和《忠勇之家》[Mrs。 Miniver]）。美国政府在二次大战时期的宣传部门叫作“战争信息部”（ Office of WarIn formation），而上一次伊拉克战争期间，也有几个神话般英勇的事迹被当作新闻来报道。我并不是在比较两种政府谁比较有德。在民主政体中，人们也会因为揭发官方的谎言而被逮捕，但发生的概率比在独裁政权下少。在独裁政权下揭露真相或是怀疑政府的人；下场通常比入监服刑还参。我也不是反对政府提倡某些讯息，这在非常时期要动员群众时是十分必要的（如对抗纳粹德国）。或许在民主社会中，包装宣传是一种必要之恶，但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容忍虚构情节渗入新闻内容中。
• 沉璧

  2020-07-25
  宣传的目的……不是要客观呈现事实真相，特别是那些对人有利的真相，更不要以学术般的公正态度呈现给大众。宣传是要为我们的利益服务，永远如此，绝不妥协。一一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奋斗》
• 沉璧

  2020-07-25
  法国名义上是由维希（ Vichy）政府统治，而德国的官方政策是尽量鼓励艺文活动，只要他们不和德国立场有所冲突。他们派遣对法国友善的管理者，如德国“大使”奥托・阿贝茨（ Otto Abetz），到巴黎大力扶持法国作家和艺术家。赫柏特・冯・卡拉扬（ Herbert von Karajan）则在巴黎指挥德国国家剧团（ Deutsche Staatsoper）演出。战争期间谷克多的剧作照样上演。让一保罗・萨特（Jean-PaulSartre）和西蒙娜·德·波伏娃（ Simone de Beauvoir）照样出版他们的著作，而德国官员也前往观赏萨特的剧作。德国文宣部的首脑格哈德・黑勒（ Gerhard Heller）则大力扶持作家阿尔贝・加缪（ Albert Camus）。在德国监控下，法国电影蓬勃发展。萨特和加缪也为反抗军发声。和纳粹合作的法国人日子就更好过了。
• 沉璧

  2020-07-23
  炽热的浪漫情怀本身是无罪的，但情感投注的对象却让这种情感变成一种罪恶，这对象还是一个在大型体育馆内煽动群众歇斯底里情绪的人，任何辩解都难以让人信服。这正是里芬施塔尔的《意志的胜利》最大的问题。影片中，她对希特勒的崇拜显而易见：从他的飞机自芬克式的云朵中降临组伦堡，到音乐用瓦格纳《组伦堡名歌手》（ Die Meistersinger von Nurnberg）的序曲以及纳粹党歌霍斯特・韦塞尔之歌》（“ Horst Wessel Song”），我们知道这部“纪录片”绝对不是对政治无感的人所拍摄的。
• 沉璧

  2020-07-22
  遭受迫害的集体记忆，无论是真是假，都是19世纪大多数国家民族主义的基础。我们在今日集体受害情结的论述中，仍可发现民族主义的思维。但是民族主义似乎不是发展这些论述的主要动机，别的因素似乎起了更大的作用。
• 西峰秀色

  2021-06-01
  我童年的一切已不复存，过去只存在我脑海中。趁还有机会，我要在心里重建这个地方，记得每一块石头摆放的位置，每道光影闪烁的样子。就算时日不多，也要牢记我心。我终于学会看着它不光彩的一面，这还真是一项困难的功课。P95
• 有没有

  2021-02-12
  但这样的诠释真的能让我们对历史有更深的了解吗?其实，这番诠释与历史不符，因为历史受害者的真实经验已经被悲情模糊掉了。中国人、犹太人、同性恋确受到了苦难，但他们承受的方式却有所不同。这些分别在这样的情绪中消失了。当所有的真相都是由主观认定时，只有感受才是真实的，只有主角本身才能知道自身感受的真伪。我们只能表达感受，而无法讨论感受，或辩论感受是否为真。这种做法不能促进相互的理解，无论别人说什么，我们只能默默接受，就算是发生暴力冲突，也不容置喙。政治论述也适用这个情况。意识形态确实带来了许多苦难，尤其是在那些将意识形态强行加诸人民身上的政体；但没有了政治形态，任何的政治辩论就没有了贯穿的逻辑，政客只能用情感，而不是理念来游说大众。这十分容易落入极权主义，因为你没有办法和情感辩论；任何试着讲道理的人，都会被指为没心没肝的冷血动物，其意见不值一听。解决这个问题的第一步，可以是更进一步区辨不同事物。政治虽然深受宗教与精神科学的影响，但毕竟不能与这两者画上等号。回忆不等同于历史，追悼不等同于书写历史。要确立一个文化传承，并不光只是和其他人“协商自我认同的界线”。或许对我们这些已失去和先人在宗教、语言、文化链接的新生代，现在正是放下过去的时机。最后，我认为问题的核心关键，是我们要认清真相并不只是一种观点。事实不是虚构的，而是真实存在的。若欺骗自己事实和虚构小说并无不同，或是任何写作均与小说创作无异，这简直是在摧毁我们分辨真伪的能力。从大屠杀幸存下来的列维并非忧心未来的人无法理解他的苦痛，而是人无法认清真相。当真相和虚构失去了分别，这就是我们对列维和过去所有受难者最严重的背叛。
• 有没有

  2021-02-12
  共同承担痛苦，改变了我们看待历史的角度。历史学不再是发现过去确实发生了什么事，或是试图解释事情发生的原因。大家不仅仅认为历史真相不再重要，还假设这个真相根本不可得。所有的事都是主观的，都是一种社会政治因素下的人为建构。假如要说我们在学校公民课学到了什么，那就是要尊重别人所建构的真相。更明确地说，是和我们不一样的人所建构的真相。于是乎，我们学习人类对历史的感受，特别是受害者的感受。透过分担别人的痛苦，我们学着了解他们的感受，也进一步探索自己的内在。
• 有没有

  2021-02-12
  正如同塞格夫所言：“对大屠杀的情感和历史觉知，提供了十分便捷的途径让犹太人重回犹太历史的正统，这条路不需要任何个人实际的道德承诺。凭吊大屠杀，很大一部分已成为没有宗教信仰的以色列人，表现自己和犹太传统之间联结的方法。”
• 有没有

  2021-02-12
  缅怀父母，心生敬意，普世皆然，这是一种追思的方式。特别是在追忆我们父母经历那段避而不谈、没被公开承认的苦难时，我们像是在告诉世人我们是谁。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法裔犹太人或日裔美国人选择隐藏自己的伤疤，悄悄融入主流社会中，假装自己和别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对他们的儿孙辈来说，这并不够，仿佛他们自我的一部分被父母的沉默消灭了。打破沉默，公开谈论先人的集体苦难，无论是犹太人、日裔美国人、中国人或印度教徒，仿佛是在全世界面前确立自己的定位。年轻的一代若想要和上一代所受的苦难产生渊源，就必须要大众一而再、再而三地确认这些历史悲剧。正因为这些幸存者刻意抹去自己和其他人的不同之处，因此他们的子女除了祖先受难的史实之外，别无区分自己和他人不同的要素。
• 有没有

  2021-02-12
  然而要是一个文化、种族、宗教、民族国家，将巩固社群的认同感完全根植于受害者情结上，问题就来了。这种短视观点无视于史实脉络，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更被拿来当作仇杀的借口。
• 有没有

  2021-02-12
  以色列记者汤姆·塞格夫（Tom Segev）在《第七百万人》（The Seventh Million）一书中，描述了一群以色列高中生到波兰参观奥斯维辛（Auschwitz）等集中营的活动。学生中有些来自一般学校，有些来自宗教学校。出发前，以色列教育部确保这些学生对这趟旅程准备充分：让学生读过相关书籍、看过相关电影，甚至还访问了幸存者。不过塞格夫发现，到了波兰之后，学生仍然有些焦虑：我们会突然崩溃吗?参观完之后我们会变成“不一样的人”吗?这些恐惧其来有自，因为从准备活动开始，学生就被灌输这趟旅程会对他们身为犹太人及以色列人的自我认同带来深远的影响。这类参观集中营的校外教学是以色列公民教育的一部分，它所要传达的政治讯息再直接不过：以色列是在纳粹大屠杀受难者的遗骸上所建立的，以色列若是早在1933年就建国，大屠杀也不会发生。只有在以色列，犹太人才能享有自由和安全。纳粹大屠杀就是最好的证明。希特勒的受害者本可成为以色列公民，而今却成了为犹太祖国牺牲的烈士。以色列是犹太民族存续的象征和保证。学生在这些让犹太民族近乎灭亡之处的举止，更强化了这样的政治讯息。他们在所到之处插上以色列国旗，唱起以色列国歌。塞格夫也注意到这些集中营校外教学和各种宗教或伪宗教之间的相似之处。在他看来，这些在波兰的以色列学生，和到耶路撒冷朝圣的基督徒一样，眼中除了圣地之外，对其他事物都视而不见。学生沿着奥斯维辛和比克瑙（Birkenau）之间的铁轨行进，就像基督徒沿着耶路撒冷旧城中，相传是耶稣走上十字架前所经的“苦路”（Via Dolorosa）一样。学生带来了祈祷书、诗集、圣经诗篇，在毒气室的废墟前朗诵。他们播放大屠杀幸存者耶胡达·波立克（Yehuda Poliker）所谱的音乐。到了其中一个集中营，他们在焚化炉点亮了一支蜡烛，跪下祈祷。有些人认为这些行为根本是种世俗化的宗教。史学家绍尔·弗里德伦德...
• 给我老爷买鱼竿

  2020-08-26
  数以百万人死于这场战争，许多人不得善终。从战后至今，又有数百万人死亡。读着这位与众不同的年轻女子内心深处的想法，让我们明白失去这些宝贵生命的残酷真相。她的日记中其中一段让我印象深刻。这是在1943年10月25日。想到她的未婚夫回来时，她可能已经不在了，埃菜娜的焦虑完全盘据了她的思绪。“其实，我没那么害怕，因为我对可能要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并不恐惧。我觉得我可以承受，因为我已经承担很多困难的事，我也不是面对挑战就退缩的人。但我真正怕的是，美梦也许不会成真，永远不会实现。我不怕我即将要面对的，只怕美好的事物只存在于梦中”
• 沉璧

  2020-07-25
  所有的政府都会进行宣传。但极权政府和民主政府之间的不同，是前者垄断了真相的话语权，没有人可以挑战它所建构的真相。不论是发生在过去、现在或未来的事件，都只有统治者的说法算数。这也就是为什么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在极权社会中，“宣传”（ propaganda）一词并不背负恶名，是故纳粹德国有个“国民教育与宣传部”（ Ministry of Volk Enlightenment and Propaganda），苏联则有“宣传鼓动部”（ Department for Agitation andPropaganda ）
• Visin

  2021-05-17
  希特勒所喜爱的建筑师和导演有许多共通点：年轻、野心勃勃、权力熏心、不择手段。这并不代表他们相信纳粹的意识形态。施佩尔并不是唯一在德国极权主义政权中看到机会的建筑师。比他更老资格的建筑师，如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也想尽办法拿到纳粹标案。
• 薛定猫的猫

  2020-07-25
  意识形态确实带来了许多苦难，尤其是在那些将意识形态强行加诸人民身上的政体；但没有了政治形态，任何的政治辩论就没有了贯穿的逻辑，政客只能用情感，而不是理念来游说大众。这十分容易落入极权主义，因为你没有办法和情感辩论；任何试着讲道理的人，都会被指为没心没肝的冷血动物，其意见不值一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