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与汉道

• 奶油起司

  2022-11-06
  其实，汉儒各家对“义”的看法大同小异，无非是三纲五常之类，而《公羊》家的特点在于讲“权变”。《后汉书》卷三六《贾逵传》：“《公羊》多任于权变。”（第1236页）何谓“权变”？《孟子·离娄上》：“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赵岐注：“权者，反经而善也。”《公羊传》桓公十一年九月：“宋人执郑祭仲。祭仲者何？郑相也。何以不名？贤也。何贤乎祭仲？以为知权也…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春秋繁露·竹林》：“祭仲…枉正以存其君…《春秋》以为知权而贤之…故凡人之有为也，前枉而后义者，谓之中权。”可见，《公羊》家所谓“权变”强调的是手段的灵活性，也就是说为了达到‘义”或“善”的目的，在不同情形下可以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这叫作“量势立权，因事制义”
• 奶油起司

  2022-11-06
  胡以孝弟循顺为？善书而为吏耳。胡以行义礼节为？家富而出官耳。骄耻偏而为祭尊，黥劓者攘臂而为祭政。行惟狗彘也，苟家富财足，隐机盱视而为天子耳。唯告罪昆弟，欺突伯父，逆于父母乎，然钱财多也，衣服修也…车马严也，走犬良也。矫泾而家美，盗贼而财多，何伤。欲交，吾择贵宠者而交之；欲势，择吏权者而使之。取妇嫁子，非有权势，吾不与婚姻；非贵有戚，不与兄弟；非富大家，不与出入。因何也？今俗侈靡，以出伦逾等相骄，以富过其事相竞。今世贵空爵而贱良，俗靡而尊奸；富民不为奸而贫为里侮也，廉吏释官而归为邑笑；居官敢行奸而富为贤吏，家处者犯法为利为材士。故兄劝其弟，父劝其子，则俗之邪至于此矣。
• 奶油起司

  2022-11-06
  董仲舒对汉初政策的批评更为尖锐。他说：“秦…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汉朝建立后，“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嚚顽，抵冒殊捍”。和贾谊一样，董仲舒也认为汉初几十年走的是秦朝的老路，同时进一步指出，汉朝若想走出死胡同，只有“更化”。他说：“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并明确指出：“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②
• 奶油起司

  2022-11-06
  贾谊《治安策》：“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汉朝建立后，“曩之为秦者，今转而为汉矣。然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亡制度，弃礼谊，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他认为，汉之所以继承了秦之败俗，是因为沿用了秦朝的文吏政治。所谓“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之间，以为大故。至于俗流失，世坏败，因恬而不知怪，虑不动于耳目，以为是适然耳”。并批评说：“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
• 奶油起司

  2022-11-06
  史家对文景之治多有誉美之辞。《史记》卷一O《孝文本纪》：“孝文帝…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第433页）《汉书》卷五《景帝纪》赞曰：“周秦之敝，网密文峻，而奸轨不胜。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第153页）其实，文景时期的繁荣主要是刘邦以来特别是惠帝、吕后时期与民休息的结果。而在繁荣景象背后，文景二帝对诸侯王权力的收夺，客观上改变了汉初的东方政策，使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冲突再次出现。他们对刑法的改革，肯定起到了缓解冲突的作用，但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总地看，文景时期随着汉法进一步向东方推广，当年秦朝的东方政策又出现复活的趋势。这是景武之际儒术兴起的重要背景。
• 奶油起司

  2022-11-06
  和准南国相比，文帝的“易侯邑”和“令列侯之国”政策在齐国收到更明显的效果。悼惠十子和驷钧应当都离开了齐国国都，居住在各自的封邑，从而落入汉朝济北、济南二郡的监视和控制之下。失去他们的辅佐和支持，年幼的齐文王当然不能有任何作为。从那以后，齐国一片宁静，未发生任何对汉朝不利的事件。故《史记·齐悼惠王世家》载文王事迹，只有“立十四年卒，无子，国除，地入于汉”一句（第2005页）。《汉书》卷三八《高五王传》亦同。由以上所述可见，汉文帝的“易侯邑”和“令列侯之国”政策，表面上是针对功臣侯的，其实主要矛头是指向淮南国和齐国的，是文帝削弱和控制王国势力的又一举措。通过这一举措，文帝成功地将准南王、齐王之子弟、外戚调离王国，置于汉郡的严密监视和控制之下，从而分散和瓦解了这两支威胁最大的王国势力。
• 奶油起司

  2022-11-06
  曹参代萧何为相，正是天下初定、“欲有所言”者势力容易拾头之时。《史记》卷五四《曹相国世家》：参子窋为中大夫，奉惠帝之命谏参日：“高帝新弃群臣，帝富于春秋，君为相，日饮，无所请事，何以忧天下乎？”参闻言大怒，“答窋二百”，曰：“趣人侍，天下事非若所当言也。”（第2030页）曹窋的话不仅是惠帝的意思，也是“欲有所言”却“莫得开说”的那些“卿大夫以下吏及宾客”们的意思。曹参之“怒”，表明他对当时的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对刘邦、萧何所制定的政策持坚定支持的态度。历史证明，曹参的主张和做法具有重要意义。它使刘邦、萧何所制定的政策在惠帝、吕后时期得以继续贯彻，使“郡国诸侯”又得到十余年宝贵时间去“自拊循其民”，以避免东西文化之间再次暴发激烈冲突，使汉家江山真正巩固下来。
• 奶油起司

  2022-11-06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执，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①
• 奶油起司

  2022-11-06
  又《史记》卷八九《张耳列传》载：汉九年，赵相贯高、赵午等密谋刺杀刘邦事发，赵午等十余人自杀，唯贯高为证明赵王无罪而就系。当时刘邦下令“赵有敢随王者罪三族”，但仍有“孟舒、田叔等十余人赭衣自髡钳，称王家奴”，随赵王至长安。贯高对狱日：“独吾属为之，王实不知。”此后，任凭狱吏严刑拷打，“终不复诺”，亦释之，而贯高日：“所以不死一身无余者，白张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责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杀之名，何面目复事上哉！纵上不杀我，我不愧于心乎？”于是自杀。刘邦因此“贤张王诸客，以钳奴从张王人关，无不为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言”，最后使张敖无罪获释。
• 奶油起司

  2022-11-06
  我们知道，战国以来，在法家兴起的同时，“儒”和“侠”作为与“法”对立的两种事物也发展起来。《韩非子·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③儒代表的是三代特别是西周的政治文化传统，侠代表的则是一种更古老、更原始的传统，是通行于基层社会的一种政治价值观及相应的行为准则。在战国变法运动中形成的“法”与“俗”的两极对立格局中，儒介于二者之间，侠则更贴近“俗”①。“侠又称“任侠”、“豪”、“贤豪”、“豪使”等。对战国以来形成的豪侠阶层及其在汉初所发挥的作用，司马迁有很好的论述。《史记》卷一二四《游侠列传》指出：“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借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汉初则有“布衣之侠”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等。司马迁认为，这些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时捍当世之文网”，“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第3181页）。司马迁去汉初未远，还曾见过郭解。他对游侠的理解与同情，大概代表了汉初民间社会对这二阶层的通常看法。班固用东汉儒生之眼光看西汉初年之社会，故批评司马迁“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②，认为汉初游侠的活跃是“禁网疏阔”的结果。《汉书》卷九二《游侠传序》：“魏有信陵，赵有平原，齐有孟尝，楚有春申，皆借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及至汉兴，禁网疏阔…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闾阎，权行州域，力折公侯。”（第3697页）班固否定游侠之“私义”，但不得不承认“众庶荣其名迹，凯而慕之”。这表明，与“当世文网”相背的游侠“私义”，在汉初颇得“众庶”认同，从而在汉法之外构成种以“侠”为标志的民间社会规则。
• 奶油起司

  2022-11-06
  《史记》卷三二《齐太公世家》：“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第1480页)同书卷六二《管晏列传》：“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第2132页)是齐国本有“从俗”而治的传统。及至汉初，齐俗变诈，难以汉法治之。曹参在齐，对此必有深切感受，因而任齐相后明确提出“安集百姓，如齐故俗”的治国方针。曹参是楚人，不了解齐人习俗，故向齐地长老诸生请教。而黄老之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主张“应物变化，立俗施事”②，最适合曹参的这一方针，遂为曹参所用。班固改《史记》之文，掩盖了这一重要史实，王念孙说则错上加错③。萧何死后，曹参自齐丞相迁任汉相国，临行嘱其后相日：“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后相曰：“治无大于此者乎？”参日：“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奸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集解》引《汉书音义》日：“夫狱市兼受善恶，若穷极，奸人无所容窜；奸人无所容窜，久且为乱。秦人极刑而天下畔，孝武峻法而狱繁，此其效也。《老子》日：‘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参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扰其末。”④然而“狱市”二字何意？注家都没有做出解释。
• 奶油起司

  2022-11-06
  张家山出土的《二年律令》肯定不是完整的汉初法律，而只是从中选抄的一小部分。因此我们不能肯定不见于《二年律令》的就是汉初法律中没有的。但《秩律》中不见千石以下王国官，绝非偶然，抄写者没必要也不可能将王国官特别是王国下属的县道官一一剔除。既然如此，我们便可大胆推断：文帝以前汉朝法律对王国事务的干预，主要限于诸侯王及其亲属的犯罪行为，普通吏民的谋反等重罪，以及后妃、宫禁、二千石以上职官等重要制度；除此之外，大量有关王国一般事务和制度的规定，可能都在各王国的法律中。由于诸侯王拥有一定立法权，王国法律中的这些内容肯定会有各自的特点，会在某些事务上体现诸侯王的个人意志，在某些方面服从于并服务于各国的实际需要，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当地士人和文化的影响。
• 奶油起司

  2022-11-06
  同书卷五五《留侯世家》载：刘邦已封大功臣二十余人，其余日夜争功不决，未得行封”。于是“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刘邦问张良：“此何语？”张良对曰：“陛下不知乎？此谋反耳…陛下起布衣，以此属取天下，今陛下为天子，而所封皆萧曹故人所亲爱，而所诛者皆生平所仇怨。今军吏计功，以天下不足遍封，此属畏陛下不能尽封，恐又见疑平生过失及诛，故即相聚谋反耳。”于是刘邦急封雍齿为侯，并“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第2042页）。在这种气氛下，韩信、彭越、英布等大功臣，若不得封王，也会使刘邦“失天下心”。
• 以逆为名

  2021-09-19
  中国古代政治和政治文化的发展，是个一环接一环逐步深入的过程，其中每一环都有一个为当时人们普遍关注和共同探讨的核心问题。而在东周至东汉这一时期，核心问题是如何“拨乱反正”。先秦诸子的学术争鸣是理论准备阶段，法、道、儒等家的政治学说是其主要成果。秦朝、西汉、新莽、东汉是政治实践阶段。经过实践的检验，法家和道家的学说先后被扬弃，儒家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在儒家内部的两种政治主张中，《公羊》家提出的“以德化民”说又是最后胜利者。经过东汉古文学家的进一步充实和发展，最终形成一套以“太平”为理想、以“礼法”为手段的教化理论。这套理论在先秦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又形成厚厚一层积淀为其后政治和政治文化的继续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
• 姑从阙

  2018-08-11
  在上述背景下，仔细分析董仲舒关于王道与天道之关系的论述，我们发 现，他以阴阳学说为论证手段，在“道之大原土于天”这一大前提下，至少又提出了五个不同的小前提，从而引出五种不同的结论。
• 蒿艾离离

  2017-11-27
  武帝继承了汉初的法治政策，同时“尊《公羊》家”，创造了“霸王道杂之”的政策模式，并出师征伐，变更制度，巩固了汉朝的统治。昭宜两朝继承武帝晚年的政策，完成了武帝的事业，但苛酷的吏治和“与民争利”的财政政策，受到《公羊》家及深受其影响的儒生们的激烈批评。宜帝扶植《毅梁》，排抑《公羊》，致使元帝以后在“《毅梁》大盛”的背景下，兴起托古改制运动。至王莽时期，随着以《左氏》学为核心的古文学的兴起，改制运动进人高潮。王莽借改制之机篡汉称帝，又因改制失败而被推翻。东汉建立后，《公羊》学借谶纬之力恢复了独尊地位，并对朝廷内外政策产生了更深的影响。但难以逆转的吏治苛刻之风和外戚宦官的黑暗统治，又使之遭到严重质疑。于是，古文学再次崛起，提出一套以“礼”为核心的经学政治理论。
• 震林

  2023-10-24
  再看废罢郡国兵。《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建武六年“初罢郡国都尉官”。七年三月，诏曰：“今国有众军，并多精勇，宜且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注引《汉官仪》日：“高祖命天下郡国选能引关蹶张，材力武猛者，以为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常以立秋后讲肆课试，各有员数。”（第51页）所谓“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都是郡国兵，都尉“掌佐守典武职甲卒”，负责统领和训练他们，训练方式就是“常以立秋后讲肆课试”，即所谓“都试”。《后汉书》卷一八《耿弇传》：“常见郡尉试骑士，建旗鼓，肄驰射。”（第703页）所指便是都试的情形。《续汉书·百官志五》：“建武六年，省诸郡都尉，并职太守，无都试之役。”注引应劭日：“每有剧贼，郡临时置都尉，事讫罢之。”（第3621页)是刘秀罢都尉后，郡国仍可临时设置都尉，发兵镇压“剧贼”，但“都试”从此取消了，郡国兵的战斗力势必大大削弱。
• 震林

  2023-10-24
  宗族不“共财”，当然会有贫富之别。但在血缘纽带的维系下，宗族成员有相互扶助的义务，特别是其中的富人，有依亲疏远近赈赡穷人的责任。《白虎通·宗族》：“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上凑高祖，下至玄孙，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为亲，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这应是当时流行的观念。崔寔所著反映东汉豪族生活的《四民月令》，有如下规定：……
• 震林

  2023-10-24
  不过，颍川、东郡等地的豪族在刘秀率军西征、后方兵力空虚之时发动叛乱，又说明他们有推翻东汉统治、重建割据政权的意图。《后汉书》卷一六《寇恂传》载寇恂分析颗川叛乱形势说：“颖川剽轻，闻陛下远逾阻险，有事陇、蜀，故狂狡乘间相诖误耳。如闻乘舆南向，贼必惶怖归死。”（第624页）所言“违误”当不止要求撤换地方官而已，还包括推翻东汉的政治煽动，否则不必“乘”刘秀西征之“间”。
• 饿霸地煮

  2020-03-23
  刘秀做皇帝后，宗室诸母相与语日：“文叔少时谨信，与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第68页）也说他年轻时并未表现出政治才干，没想到能有这么大的作为。昆阳之战刘秀以少击众，请将皆日：“刘将军平生见小敌怯，今见大敌勇，甚可怪也。”（第8页）这些记载都表明，刘秀在春陵宗室中原本是不起眼的人物。随刘演起兵后，他在更始集团中也不是头面人物。意识到这一点，对刘秀当时的处境就不难体会了。《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伯升为更始所害，光武自父城驰诣宛谢。司徒官属迎吊光武，光武难交私语。深引过而已，未尝自伐昆阳之功，又不敢为伯升服丧，饮食言笑如平常。”（第9页）卷一七《冯异传》：“自伯升之败，光武不敢显其悲威，每独居，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