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之变，1063-1086
最新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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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ama2021-05-18对于这场濮王名义争夺战，南宋学者昌中的看法值得重视。他说，这本来是一场“不为同”的“君子之争”，“然台谏争之不得，气激词愤，遂诋为小人；而欧阳修不堪其忿，亦以群邪诋之。即一时之礼议，而遂诬其终身之大节”。台谏据理力争而不得，就把宰相诋毁为小人；宰相不胜其愤，就辱骂台谏官是奸邪。为了一时的礼义之争，就污蔑对方的终身名节！吕中认为，宰相与台谏之间相互攻击的恶习，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它直接影响了后来王安石变法时期的政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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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ama2021-05-17临别之际，面对题名碑，司马光肃立良久，他默念着每一个名字，直到最后一行，这是他自己：“司马光，嘉祐六年七月，同知谏院。”现在，这后面可以加上一行了：“治平二年十月，离职。” 在司马光的眼里，“治乱之原，古今同体”，从古到今，导致治稳定或者混乱的原因都是类似的。所以，古代可以作为今天的镜子；了解古代的治乱得失，方可“知太平之世难得而易失”，让皇帝建立忧患意识，避免重蹈覆辙。这就是治国者学习历史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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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ama2021-05-17如今，十五年过去，一切都发生了改変—“青松弊在，白首故人稀。外饰服章改，流光颜貌非。”院子里亲手栽下的松树已经亭亭如盖，当年宽敞明亮的书房却透着老旧寒碜。身上的官服更加高级，镜中的容颜却日渐衰老。故友凋零，黑发斑白，牙齿脱落，身体不再结实，生命的活力就像是岸边的沙，被岁月的流水悄悄带走一一除了远处巫成山的轮廓，一切都不复从前。变化最大的，是司马光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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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心革面波杰克2021-05-05变法的敛财本质不容否认。至于新法推行人员的违规操作对当地社会造成的损害，王安石的态度基本上是置之不理，只问其实利多少，功状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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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心革面波杰克2021-05-05神宗元丰改制后的三省宰相制给司马光提供的施政空间极其有限......把宰相府一分为三——门下、中书、尚书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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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心革面波杰克2021-05-05司马光对于神宗的官场缺乏基本认识，对追随者毫无约束意愿，对国家的实际状况缺乏调查研究，对政策调整缺乏通盘考虑，无队伍，无手段，无能力，无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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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呓2021-04-03《通鉴》之所以能成书，除司马光个人的努力之外，还得益于两点：第一，是三位出色的助手，刘攽（10231089）、刘恕（1032-1078）、范祖禹（1041-1098）。第二，是皇帝朝廷的支持。英宗特批，成立以司马光为主导的专门机构书局，这个机构的唯一任务就是编修《资治通鉴》。英宗给了司马光两项特权和两项特殊待遇：特权之一是自主选择修史助手和工作人员，所有书局工作人员由朝廷提供俸禄待遇，连续计算工龄；特权之二是允许借阅宫廷图书馆龙图、天章二阁和国家图书馆三馆秘阁的藏书。特殊待遇之一是“赐以御书笔墨缯帛，及御前钱以供果饵”，这就等于是从皇帝的私房钱里拨款赞助修史；特殊待遇之二是“以内臣为承受”，英宗安排了一名宦官在书局服务，以便沟通一一宦官是能够进入宫中走动的，由此来确保皇帝对《资治通鉴》编修工作的直接关怀。书局的所有这些特权，神宗即位之后都保留了下来，神宗还为《资治通鉴》饮赐了书名，作了序。熙宁三年（1070）司马光离开中央、外放永兴军，熙宁四年（1071）离开永兴军回洛阳“靠边站”，书局却一直保留在开封。为ー一个人、一部书专设机构，赋予种种特权，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曾有过的。自有皇帝以来，还没有哪一个皇帝的恩典用在了如此正当崇高的文化事业上！这就是宋朝之所以是宋朝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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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呓2021-03-26司马光告辞之后，文彦博提笔给韩琦回信，他这样写道：“君实作事，令人不可及，直当求之古人中也。”"把上古三代奉为黄金时代，相信古人的道德水准高于今人，是传统中国的普遍迷信。古人未必皆高尚，文彦博的意思，韩琦当然明白司马光太书生意气了，实在不像是现实政治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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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呓2021-03-18神宗想要安排青年才俊苏轼（1037-1101）到宰相府工作，王安石反对，理由是赤裸裸的：“苏轼和我的所学（思想）及议论（观点）都不一样。”一我们没办法共事。而那些仍然留在核心机构中的“异议分子”，对于政策，已经没有置喙的余地，剩下的就是两条路，要么改弦易辙，跟王安石走，要么拍屁股走人。比如，苏轼的弟弟苏辙（1039-1112），是由神宗皇帝钦点进入“制置三司条例司”（财政改革领导小组）的。苏辙的财政观点与司马光接近，主张通过“节流”改善政府财政困境。他在条例司，说什么都不对，都没人听，遭到边缘化，如坐针毡地熬了五个月之后，只好主动请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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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呓2021-03-17变法领导小组“制置三司条例司”成立，知枢密院事陈升之（1011-1079）、副宰相王安石担任组长。三司是宋朝的财政部，“制置三司条例司”就是“财政政策规划小组”，直属于皇帝，在用人等方面拥有极大的灵活性，王安石是其头脑和灵魂。在王安石的主导下，条例司就像是一个高效率的孵化器，各项新法不断酝酿、出台。头一个要改的就是东南地区上供中央物资的管理制度。宋朝的经济重心在东南六路，政治重心在北方。顺着运河，东南物资源源北上。按照当时制度，各地上供中央物资的种类和数额都是固定的，司只管收，地方只管送，毫无灵活性，碰上大丰收、价格便宜也不敢多送；赶上欠收、绝收，却要从外地高价买进再转送开封。如此一来，老百姓吃亏，政府也不占便宜，白白地把大把的银子送给那些“乘时射利”的大商人。怎么改？在东南设置“中央采购代表”一职，给本钱给政策，让他根据开封的库存和需求信息，以及东南各地的生产情况，综合考虑价格、运输成本等因素，实时调控，根据就贱就近的原则决定政府购买和物资征发的品种及数量。这个“中央采购代表”就是“东南六路发运使”，发运使并不是新职位，只不过它本来的职责只是简单的催收督运，而王安石赋予了它新生命，希望它成为东南物资与开封需求之间的枢组，为政府创造效益。这项新法被称为“均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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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呓2021-03-01关于司马光，神宗和吕公著之间有过一次耐人寻味的对话。神宗说：“光方直，如迂阔何？”2司马光端方正直，只是迁腐，不通情理，可怎么好？！“方直而迂阔”，这就是神宗对司马光的总评价。不得不说，神宗真是“聪明绝人”。他看到了司马光的本质，不再怀疑司马光的政治倾向，但是也不欣赏这样的为人。对此，吕公著的回答是：“孔子是圣人，可是子路说他迂；子是大贤人，当时的人也说他迁，司马光又怎么能免得了迂呢？大抵虑事深远则近于迁，希望陛下认真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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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resso2020-06-29主柎庙仪式完毕，自当让他走。”这话简直要让司马光冷笑，他质问神宗：“一个小小的宦官，跟皇帝的丧事有什么关系呢？而且，让一个明知就要被赶走的人留在皇帝身旁，实在是不合适的。”司马光的话总是对的。神宗无言以对，只好叫司马光把弹劾高居简的札子留下，而司马光则请求把札子直接交给枢密院一宋代的宦官在制度上是归枢密院管的。神宗只得听从。第二天，高居简的调令还没出来，司马光又再次上殿，面见神宗，申明立场：“如果陛下认为我正直，那么高居简就是奸邪；如果陛下认为高居简是忠良，那么我说的就是谗言。我和高居简势难两留，必须有一个离开！要么外放高居简，要么我去外地，请陛下决断！”这简直近乎要挟了。而神宗竟然答应了，他告诉司马光，已经罢免了高居简的勾当御药院，只是手续上还没弄完。皇帝终于从善，司马光满意地离开了。在他的身后，神宗摇摇头，露出了复杂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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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dwerra2022-06-14仁宗亲掌大政三十二年，他和宰相大臣们一起，领导宋朝摆脱了西北边疆的危机，保卫了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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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ama2021-06-06商王武丁是著名的贤君，他的王后是女将军妇好，他的宰相傅说则是贤相的代表。傅说做宰相的基本原则，来自武丁的教海。武丁说，做宰相，“若作酒醴，尔惟曲蘖。若作和羹，尔惟盐梅”。这也是同马光所信奉的为相之道，他对武丁的话做了进一步的解释：“酿酒需要酒曲和酒米，曲子过多会太苦，酒米过多会太甜。制作和羹需要用盐、梅调味，盐放多了会太成，梅子放多了会太酸。调和适宜，最为难得。好宰相为政，无论大事小事，都要努力在宽松与紧张之间寻找平衡，做到平和允恰，让方方面面都合适，这才是好。”酒曲与酒米、盐与梅这些不同的东西以合适的比例混合在一起，才能酿出美酒、熬成和羹；朝堂之上多元共存，异论相搅，和衷共济，才能产生美好的政治。这其实就是儒家的“中庸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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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ama2021-05-19孔子“正名”的核心是恢复礼制、名分，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从而重建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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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ama2021-05-19孔子“正名”的核心是恢复礼制、名分，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从而重建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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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呓2021-03-26在李常、范镇被贬的过程中，有两项制度被破坏掉了，而这两项制度都是防止皇帝或者宰相专权的关键。第一项制度是谏官的“风闻言事”权力。李常“分析”，台谏官员超然独立的监督特权正在逐渐丧失，而这是宋王朝政治机体中宝贵的纠错机制。第二项遭到破坏的制度同样涉及纠错，这便是通进银台司的封驳。重要政令文书，必经通进银台司审核无误方可下发。这就好比是一个工厂的质检部门，产品不合格可以退回生产车间返工。李常的处分命令范镇认为不合理，退给皇帝请他重审，可是皇帝却直接绕过质检部门，把不合格产品推向了市场。如果最终的产品比作一辆车，倘若不合格产品只是一个座位，那么无关紧要，可是，如果这不合格产品是发动机呢？设置质检部门的作用就是纠错。绕开质检，掩耳盗铃，搞不好就会“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自取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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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友1928377262020-07-20北宋政治是皇帝制度下的王朝政治。皇帝制度之下，王朝政治以一姓统治的长治久安为最高目标，追求一个“稳定”—整个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稳定，两个“安全”—朝廷国家的统一与安全和皇权的安全。为达此目标，王朝政治的“理想状态”应当包括下列内容：第一，国家制度的设计倾向于地方、部门、机构、个人的分权制衡，以确保皇帝和中央的集权。第二，政策制定要避免对社会的频繁骚扰和过度压榨，以“不扰”为善政，皇帝与朝廷国家必须承认并敬畏社会所具有的“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集体力量。第三，在政治运作中，一方面，皇帝应当保持其超越性，克制私欲，不受制于任何利益群体（比如后宫、外戚、宦官、权臣、勋贵、强藩），并具有良好的判断力，兼听独断；另一方面，士大夫要能够有效地辅助皇帝治理国家，这种“有效的辅助”不仅仅是作为行政官员承担治理功能，更重要的是要及时纠正皇帝的错误缺失，提醒皇帝统治中可能存在的治平隐患，防患于未然，弭患于已发，消除小矛盾，避免大冲突。以上述标准衡量，截止到仁宗朝的北宋政治，已接近于“理想状态”，取得了皇帝制度下王朝政治的“最好成绩”：第一，国家制度设计精良 ，近乎完美地实现了分权制衡，基本消除了强藩、宦官、权臣、外戚等因素对国家统一和皇权稳定的干扰，做到了“百年无内乱”。第二，政策制定顾及社会的承受能力，在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寻求平衡，避免过度扰民，所谓“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2]。第三，批评纠错机制实施有效，这套机制包括复杂精密的舆论、监察、信息沟通制度，以及包容批评的思想基础和政治风气—“最好成绩”的政治不等于没有问题，而是有问题能够被及时指出，加以纠正。北宋政治的三项核心特征—分权制衡的制度设计、追求国家—社会平衡的政策倾向以及实施有效的批评纠错机制—之中，制度设计具有较强的稳定性或者说惰性；政策倾向与批评机制的稳定性则是脆弱的，影响其稳定性的主要是人的因素，可以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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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窗2020-08-31司马光多次提醒掌权者要警惕刚愎自用，因为那会导致官僚集团的集体堕落和政治腐败，破坏朝廷国家的安定。他精准地描述了刚愎自用的掌权者把朝廷国家引向死路的过程：掌权者一意孤行，讨厌批评，破格提拔应声虫、跟屁虫，羞辱打击异议分子、反对派。那么，能够“立取美官”、升进到官场上层的，就会是一些“躁于富贵者而这些人的得志，将大大提升整体环境对于无耻行径的容忍程度，从而彻底败坏官僚队伍的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