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战功谁第一(修订典藏本)

最新书摘:
  • 郭姗澈
    2021-08-20
    余英时论曾国藩之治学,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叫作“猛火煮”。其时,国藩虽为翰林,却常因学殖浅陋,为人所笑,乃下定决心,“屏除一切,从事于克己之学”(道光二年家书),要求自己每日须写字若干、抄书若干、读书若干,“虽极忙,亦须了本日功课”(道光四年家书)。成效甚著,仅道光廿四年(1844)下半年,他便读完《后汉书》《王荆公文集》《归震川文集》与《诗经大全》,皆施圈批,一丝不荷。第二个阶段,则是嗣后二十余年的“慢火温”,大致可总结为:生书快读以求广博,旧书熟读以求约取;读书范围,以义理、辞章、经济、考据四科为限。余英时之喻,出于《朱子语类》,是说做学问就像熬一锅汤,“须蕠猛火先煮,方用慢火煮”;然则曾国藩最末熬成一锅什么样的汤呢?看他自己如何说:“吾生平读书百无一成,而于古人为学之津途,实已窥见其大”(成丰九年家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