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

• 之龢

  2018-06-24
  　　虽然梅乐斯很容易对一切产生好感，但戴笠在前往中国沦陷地区的旅途中仍然表现出色。日本人也许在白天控制了主要的通讯线路和城镇，但到了黑夜，在他们四周环绕行动的往往是走私大军、海盗、地方抵抗分子和向军统提供信息和资助的难民们。在绝大多数村镇里，地方执法当局表面上都支持汪精卫伪政府，但他们的警察头目往往都是军统体系的人，要不就是通过战前戴笠主办的警察训练班而认识军统的人。[1]尤其是在华东地区，戴笠有他自己的‘忠义救国军’，其司令靠他提供物资和设备。当日本军队从密探那里得知附近有国民党军队和西方观察家，准备对其进行包围时，戴笠总是及时听到风声而得以转移到他们在沿海的另一个安全据点去。[2][1] 在[372]1939年至1942年之间，戴笠也是中央训练团警卫组的组长。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6页。‘美国人获悉，不论是沦陷区还是“国统区”，戴笠控制了所有地区的警察。日本人进入一个城市以后，总要有中国警察，而担任这些工作的都是戴笠的人。甚至在汉口、上海、南京这样大的沦陷城市，戴笠的长臂膀不知怎的总能牢牢地抓住警察大权。’Miles, A Different Kind of War, p.66。并见徐肇明：《汉奸周佛海勾结军统及其下场》，第214—215页：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Files, D—8088, 17/9/37。[2] 在上海外围的大多数镇子里，伪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军队一般都非常亲善，他们在同一个餐馆吃饭，同一个澡堂洗澡，上同样的剧院。‘Interview with Mao Tsu-p’ei’ report from Harold Wiens.OSS Headquarters.Chungking. OSS Report XL-10952.31/5/45.Office of Str...
• 之龢

  2018-06-24
  　　财政部1927年与杜月笙的协作总体上并不稳定，因为走私量如此之大，赢利如此之高，以至于协议双方都经受不住它的巨大诱惑。到了1931年，世界经济萧条开始严重影响中国经济，中国本身每年生产1～2万吨的麻醉性毒品，即全世界非法毒品供应量的7／8以上。作为鸦片及其制品的来源，中国取代了中东，控制了美国市场。事实上，美国的大部分海洛因来自于上海和天津的实验室。[1]在约有10万人染上鸦片瘾的[306]上海，杜月笙的人操纵着10个这样的炼制厂。[2]其中最大的两个每天赢利4万元。[3]每月光是支付国民党军队对这些工厂的保护费就要40万元。[1] Marshall,[317] Opium and Gangsterism in Nationalist China, p.20, p.27.[2] 同上书，第32页。最大的吗啡厂设在浦东对面高桥村杜月笙的宗祠里。[3] 同上书，第34页。
• 之龢

  2018-06-23
  　　1930年被邀请到中国的司法专家之一是加州伯克利警察署警官吴兹（A.S.Woods）。[1]吴兹之所以被选拔为顾问帮助改组南京都市警察，是因为奥古斯特·涡孟（Auyust【August】 Vollmer）的V- 人[2]对美国地方警察署来说，就像代表了国家警察力量概念的艾德加·胡佛（Edgar Hoover）的G- 人[3]一样，他们使伯克利警察署成为世界最杰出的警察部门，名声越来越大。[4][1] Yee,[262] Police in Modern China, p.36.[2] V为涡孟英语姓的首字母，V- 人（Vmen）即涡孟的人，后来被用作警察的代称。——译者注[3] 埃德加·胡佛【原文如此，注文与原文音译用字不同】，美国联邦调查局创始人，因为他们出色的业绩，这些人被成为Gmen。G为英文‘政府’的首字母，G- 人，后来被用来泛指政府的人。——译者注[4] Carter, Police Reform in the United States, p.3.
• 之龢

  2018-06-23
  　　中国报纸将对诺林的审判成为‘怪西人案’，它使上海的媒介十分着迷。当诺林夫妇在1932年7月2日开始绝食时，宋庆龄和杨铨还有沈钧儒都去南京监狱探望这对夫妇，然后给政府写信要求释放他们。一封信上这么说：‘要是你们拒绝诺林们[被释放]的要求，迫使他们继续绝食，全世界革命和自由的舆论将会认为是国民党杀害了他们。这样屠杀他们便是与德国的纳粹完全一样了。’[1],[2]虽然政府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但他们最终还是放弃了绝食，不过诺林夫妇都不承认有罪。他们坚定的态度，使众人眼里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形象更加完美了：他们在拷打之下甚至不会吐露自己的姓名。[3]这一形象后来在小说和故事中继续存在，尤其是1949年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的作品里。如《红岩》中描写了共产党囚犯面对审讯‘面不改色，心不跳’，双眼射出‘冷峻’的目光。而徐鹏飞（其原型是1934—1935年的上海站特工二组组长），在小说里被描写成心惊肉跳神经质的样子，以为只有用突然和极其残暴的方法，才能打乱一个‘坚强’的犯人的从容不迫：　　徐鹏飞暗自吃了一惊，像突然出现了不祥的征兆。那种旁若无人的气派使他感到棘手。他尽力排除涌向心头的杂念，盘算着：“对付这样的人，只有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才能摇撼他的意志，摘掉[194]他那颗镇定的心！”[4]　　的确，大多数人在秘密警察酷刑的折磨下迟早会招供。但也许是他们对审讯的经历早有训练和准备，共产党囚犯似乎最擅长的是提供假情报来帮助其他的组织成员躲开。比如，往往一个共产党特工在侦查队受刑，他会假装透露地方党组织的地址，但这个地址距离真正的地点有一两个路口之遥。然后秘密警察就会对这个完全无害的地点发动突袭，而那里与真的地点离得那么近，使真地点上的党领导警觉地安全转移到别处，等到秘密警察察觉出上当，为时已晚。[5][1] Li Helin, Lu Xun and Soong Ching Ling,...
• 之龢

  2018-06-23
  　　沈醉后来说，是陆海防向法国警方出卖了诺林。[1]其实，是上海工部局警务处在1931年6月15日，在这个苏联间谍的一个位于四川路上的公寓单元里把他逮捕的。但陆海防的确与特务处的特务们进行了密切的合作，尽管他的妻子咒骂他为‘叛徒’。[2]接着，他又出卖了一名左翼作家联盟的共产党员，还有一个正在拍电影《自由神》绰号叫‘黑牡丹’的年轻女士，她曾在杨虎和张群支持下去过德国留学。[3]陆把所知道的关于他的上级的情况都供了出来，但并没有太大的价值。一开始，警察[193]对他们的囚犯什么也发现不了。此人先说自己是瑞士人，叫Germain Xavier alois Beuret，后来又说叫Paul Ruegg。[4][1] 同上。【沈醉：《军统内幕》，第65—66页。】[2] 同上书，第67页。沈醉带着陆海防去见他的妻子，他们进去时发现她正在焚烧文件。她怒斥自己的丈夫说：‘你没有死掉？你有脸这样来见我，我没有脸见你这个叛徒！’陆请她跟他们一起走，她看了沈醉一眼说，除了把她抓起来，她是不会跟他们走的。沈醉只好不再劝说她，与陆回了办公处。他告诉戴笠说最好再等几天，等她平静下来后再劝说她。戴笠下令立刻逮捕她。等沈醉再去时，她早已不在了，所有的文件也都销毁了。戴笠对此并没有太发火，因为他说那天他们逮住了一条大鱼，漏掉一条小鱼关系不大。还有，这对沈醉来说是一次很好的教训：父子和夫妻关系对共产党人来说与国民党人不一样。[3] 同上。作家的名字叫袁殊，他被逮捕，他的作品被没收。‘黑牡丹’姓程，四川万县人。她与四川军阀王陵基的姨太太很要好。当下令逮捕她时，她躲在王的家里。后来她逃到了苏州，最终在那里被捕。她被捕后，关押在侦查队部。她受到优待，区长王新衡和侦查队长王兆槐都去看她。戴笠也想去跟她胡调。他听说她为他的部下唱歌，非常嫉妒，强调说他的部下应当小心共产党的圈套，要他们与年轻美貌的女子保持距离。...
• 之龢

  2018-06-23
  　　第二次国共统一战线形成后，复兴社不得不被解散。[1]第一处被秘密命名为‘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即‘中统局’；第二处（即复兴社的特务处），改为‘军事委员会统计局’，即‘军统’，它名义上听命于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但实际上由戴笠领导。[2][1] 早[171]在1937年7月，蒋介石已经召开过一个由包括陈氏兄弟和戴笠在内的CC派和蓝衣社领导参加的会议。会后CC派应当只限于从事党的组织和行政管理方面的事务，而蓝衣社应当致力于军事和安全方面的活动。Chung, Elitist Fascism, p.113。[2] 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223页。
• 之龢

  2018-06-23
  　　蒋介石酷爱整洁，看到自己所指挥的农民军队绑腿系不紧，裤子没扣好，时常为他们的邋遢作风感到沮丧，这种将风度和道德混淆一体的冒牌法西斯主义掺杂着过于强调细节的气氛。在江西召开的第二届蓝衣社大会上，蒋做了冗长而语调严峻、在文化上自暴自弃的讲话，宣布说：　　 ‘ 中国人怕死。作为个人他们很聪明，但他们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124]愿牺牲自己。是一个没有集体精神的民族……中国人非常傲慢。纪律被抛弃了，法律和秩序容忍蛮人，而所有礼貌和荣誉的高尚德行全都丢失了……自由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区别含糊不清，而这是一个错误。因为中国人实际上只是自我利益寻求者，人欲横流，礼貌不复存在而荣誉也成为未知……中国人虚荣心非常强烈。这种虚荣并非产生于今天，而是源于我们的祖先……他们只图高官厚禄。此外，最大的毛病是虚假和欺骗……中国人作为缺乏个性的现代人，尤为无礼而不知纯洁。到处是肮脏和污垢到了极点……所有这些都显示出一种对国家有害的心态……一切都很肮脏。 ’ [1][1] 引[129]自I wai Eiichi的Confidential Investigation Pertaining to the Lan-Yi-She, pp.15—16。I wai Eiichi在1937年前是日本驻成都的总领事。此为因此而从日文转译出。——译者注
• 之龢

  2018-06-19
  　　‘秘密世界是一个病态的世界，它对那些为自己的真实身份感到疑惑的男女们具有诱惑力，他们只有在秘密的遮盖下才感到安全……这将他们与一个由理性因果关系组成的实际的世界隔离开来，同时也许会使他们以为由于自己了解了他人不知的事情，就有能耐不受常人所受的限制而为所欲为。’[1]每当我们提醒自己这一点时，对戴笠的这些截然相反[17]的描述便会产生怀疑。　　而秘密世界的特殊性可能正好解释戴笠充满疑云的形象，但这种模棱两可的情况不应当使我们放弃去了解戴笠的义务，因为他起码代表了现代中国意识的某一个具体方面。特别是，一场中国革命推翻了帝制之后，而另一场革命即将来临，如果我们把戴将军的政治思想和实践只当作那个时代精神的一个折射，那么这个努力就不应当是个夸夸其谈的任务。那些政治动荡产生了一个由地下社会的残酷实践所导致，且饱受即将来临的震颤的革命想象力刺激的暴力文化。在所有这些历史的曲折中，戴笠只是他所处的那个被扭曲了的时代的一个粗糙反射而已。[1] Pfaff,[21] Secret Nature of ‘Spies’ Business Invites Folly, p.21a.
• 之龢

  2018-06-19
  　　在戴笠所有的特点中，最突出的也许是他为自己的领袖效劳的意愿。[1]他为自己选择的这个名字的字面意思是‘戴雨帽’，其象征意思是‘一个仆人’，即强调了这种动物般的甘做其主人蒋介石走狗的奴性，同时又代表了封建观念中的相互尊敬。[2]戴笠这么对别人解释自己的名字：‘有一首古诗这么说：“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车揖。君担簦，我跨马，他日相逢为君下。”’[3][1] 程[17]一鸣认为戴笠‘不学有术’，他最大的优势是具有揣测蒋介石意图的本领。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197-198页。[2] 戴[18]笠这个名字还指一个人的脸被一顶尖顶帽半盖住，即含有掩藏的意思。就像中国画里河流上的老人，头戴一顶斗笠坐在一叶轻舟里钓鱼，背对着看画人。从这个意义上讲，‘戴笠’是指一个衣着平常的孤行者，一个你不会注意到的消失在景色里的人。[3] 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8页。其中相互关系的性质在原诗里更明显。《太平御览》卷406《风土记》：‘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虽步行卿乘马，后日相逢卿当下。’引自杨者圣：《特工王戴笠》，第24页。
• 半岛铁盒的等待

  2017-12-15
  秉承领袖意志，体念领袖苦心；团体即家庭，同志如手足；需要即是真理，行动即是理论
• 中华大肉包

  2013-10-10
  一亚里士多德曾经议论道，诗歌能够描述普遍的事，而历史却只在描述个别的事，所以作为艺术的诗歌，就高过了作为生活的历史。然而我想，问题的另一面却是，正因为历史是描写个别和偶然，所以借助于生活自身的万千造化，它的出人意表的“想象力”往往又超越了艺术作品的编造，特别是当那编造太过遵循“普遍必然”法则、教人看罢开篇便知结局的时候。本书所着力描写的这位主人公，就大大超出了一般想象的极限。故而比起寻常那些既无所不用其极又总是落入俗套的间谍片或恐怖片，围绕这个恶灵的种种可怕传说，反而更会使人不寒而栗。尽管我们如今已不在他的生活现场，却仍可以从本书转述的大量传言中，真切地感受到其巨大的邪恶魔力——“虽然他是当代中国的一个传奇人物，甚至连他本人的照片都从未有人见到过，在任何活动中他都极少出场，他的名字往往只是在耳语中被提及。然而他的狡黠远近闻名，令人生畏。这一切都是出于对他所坚持的匿名性的尊重。所有派系都意识到，他或者知道或者能够了解到他们在公开和私下场合的贪污、腐化、无能或愚蠢，而只要他一点头，不管是哪个派系，其政治影响如何，失宠、贬斥甚或死刑便会接踵而来。”（本书第436页）越是把这类吓唬小孩子的话头传来传去，蒙在这位传奇人物身上的妖雾就越是阴沉浓重，而大家对他的好奇心也就越大。于是有意思的是，这样一来，人们也就只能指望那些常年坐冷板凳的历史学家了。因为，只有靠他们满肚子的学问，靠他们经年累月的耐力，靠他们心细如发的考索，靠他们目光如炬的洞察，才有可能帮助拨开浓重的阴霾，让大家恍然大悟地看到事情的本相。在这个意义上，我很赞同斯蒂芬·柯亨教授（Stephen F．Cohen）的那一段不无幽默的评价——“如果福尔摩斯是一位历史学家的话，他可能会去写魏斐德所写的那令人惊奇入迷的戴笠的故事。”另一方面，这同时也就意味着，不管这位人物在过往的语境中意义如何，这个题目对于后世的历史学家们来说，...
• 蓝色拖鞋

  2019-11-07
  最重要的课是“精神教育”。它的主要目的是使参加夏季训练的学生崇拜蒋介石，于是不仅“敬爱领袖”这句话经常被引用，而且一个学生在任何时候听到“委员长”的称呼，他立刻就得聚精会神满怀祟敬地聆听下文。
• 蓝色拖鞋

  2019-11-07
  对何应钦来讲，他既要防备汉奸又要避免过激的对日反击，而日本人此刻正在迅速占领热河，对和谈三心二意。何在前一种选择上得到刘健群人马的帮忙：他们以十人一组的形式到“杂牌”军中去宣传，督促他们在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领导下团结起来，联合抗战。宣传人员被告知要用三民主义的思想，来逐渐对非直属于蒋介石的部队实行“中央化”控制，同时在每一个层次上散布“只有国民党，只有三民主义和领袖才能救中国”的思想。
• 侏罗纪古文选读

  2019-06-24
  1925年秋，上海大學是黃埔軍校在長江下游地區的招生中心。康謬尼斯特party的影響非常大，施存統是社會學系主任。滕傑非常敬仰孫中山，他在南通研究過孫的「三民主義」。儘管施存統在課上將馬克思和三民主義進行比較，並貶低了後者，滕傑在到達上海後不久還是加入了國民黨。滕傑很討厭康謬尼斯特party學生，認爲他們膽怯而虛僞，在他看來，他們搞統戰都是假的。他堅信，國民黨由於不如康謬尼斯特party那樣詭秘，這對它組織學生很不利，當他悄悄地考入黃埔軍校後，便帶著這種看法離開上海去南方，參加那裏的軍事訓練。
• 之龢

  2018-06-24
  皈依　　陈立夫对于自己成功地‘改造’了16000多名年轻共产党人回到国民党那里的事实感到非常骄傲。关键是让他们理解：他们是在跟什么战斗、为什么？那些原则和道德规范的理念意味着什么？若剥去共产党意识形态层面后，它们的实质是什么？陈立夫强调，得让他们学习中国历史、文化、中国传统价值观，一旦学了这些之后，他们就自动放弃共产党的信仰了。他说16000多个年轻人就是这么转变的，他们中间许多人后来在全中国范围内成了国民党地方支部的成员。
• 之龢

  2018-06-24
  　　中美两国为摧毁共同敌人求得军事上之胜利，特设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以完成此项任务，特由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特派：　　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宋子文　　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戴笠　　驻美大使馆陆军中校副武官肖勃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罗斯福特派：　　海军部部长诺克斯　　战略业务局局长陆军少将邓诺文　　战略业务局驻华主任海军上校梅乐斯　　双方代表彼此验明全权证书均属妥善签订合作协定条文如下[2]：　　1.　力求在中国沿海、中国沦陷地区，及其他日敌各占领地区、打击吾人共同敌人起见，特在中国组织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其目的在以中国战区为根据地，用美国物资及技术，协同对远东各地之矿产、工厂、仓库，以及其他军事设备予以有效之打击。　　2.　本合作执行机构定名为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以下简称本所），其组织系统与业务分配如附表。　　3.　为便于业务之进行，美国愿意无代价供给一切物资，基于友谊而[489]与中国合作，故在美国名为‘有益合作’，在中国之英文名称为Sinc【Sino-】 American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简称为SACO，此与英文Sockc发音相同，含有有效之猛攻或突击之意义。　　4.　本所之工作人员均须宣誓努力打击日本，并对本所之组织与业务及其与本所有关之同盟各单位情形，保守绝对之秘密。　　5.　本所设主任副主任各一人。主任由华方任之，副主任由美方任之。　　6.　本所各部门之工作由主任副主任商讨决定之。　　7.　本所负责人及全部职员因在中国执行业务，为求得行动方便及身份证明起见，均须呈请蒋委员长任命之。　　8.　在美国训练业已成熟、绝对可靠、并已宣誓对同盟国家效忠之缅甸、泰国、朝鲜、台湾、安南等处人员，经美方提出、华方认可后，准在本所指挥下参加工作。惟此项工作人员在其工作目的地之布置与其工作之实施，应与本...
• 之龢

  2018-06-23
  　　那些年代戴笠对部下战略指示的重点可用五个字概括：裙、办、师、财、干。[1]他对这些词的解释直截了当，一目了然。裙，不能再明显了。戴笠经常说，在‘玩政治’方面，总离不开‘裙带关系’。[2]只要有可能，就应该尽量地去发现这些关系，甚至去创造它们，然后利用性关系去实现你的意志。而在‘外交’方面，则指战国时代周游列国的‘说客’，在今天说来，就是军阀们驻上海或北平的办事处处长，专‘办’他的事务。这类人是‘千里眼，万事通’。与此同时，你得知道如何结识和操纵为高级领导人服务的各种‘师’，就是军师、绍兴军师爷之流，即现在为统治中国军队的将军们当‘机要秘书’和‘参谋长’的这些人。假如你抓住了他们，其他一切都好办：‘上下通气，一通万通’。[3]‘财’很重要，它是压阵脚的。而‘干’，是指同时做上述的所有事项。‘当然五字诀同时都抓到手是没有的，破竹过关，要一节一节因势利导地去干。’[4][1] 文[301]强：《戴笠其人》，第190页。[2] ‘裙带’关系并非指性关系，而指通过一个人婚姻关系建立的网络。传统上的‘裙带关系’指君王与其后妃家庭间的关系。利用裙带关系的目的是通过一个重要的男人的妻妾或朋友而拉他的关系。[3] 戴笠组织的另一个座右铭是：‘秘密领导公开，公开掩护秘密。’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19页。[4] 这是对‘过关斩将，势如破竹’的解译。原指《三国演义》中关公逃离曹营一幕。文强：《戴笠其人》，第190—191页。
• 之龢

  2018-06-23
  刑讯　　在上海，刑讯室是在长满虱子的犯人棚子后面。除了一小部分当场向[207]军统投降的被捕者以外，其他所有人都照常受到酷刑折磨。用刑的是在一个部门头目（监察员或副队长之类）监督下的一队特别警卫，而没有合法的‘审讯员’在场。[1]换句话说，没有人阻止刑讯成为一种对受刑者的残害方式。就像被囚禁者们说的：‘只有好好走进去的，难得有好好走出来的。’[2]受刑是必然的程序，上刑是审讯过程中永远存在的威胁，就像小说《红岩》里特务头子徐鹏飞审问共产党员许云峰时那样。[3]在审讯中，当共产党特工表现出明显的高傲时，徐鹏飞忽然让墙上的铁门打开，从里面的拷打室射出一阵耀眼的亮光，同时传来一阵血腥气，那是被打得奄奄一息的许云峰的助手，他也被特工抓进来了。　　‘冰冷的水泥磨石地面上，横躺着一具血肉模糊的躯体，脚上还钉着一副沉重的铁镣。鲜红的血水，正从那一动不动的肉体上往水泥地面滴落……　　‘几个胸前露出黑毛的人影，提着带血的皮鞭，把一件黄皮夹克掷向那毫无知觉的躯体，突然发出一阵令人心悸的狞笑。’[4]　　施刑过程中各种残酷的细节在小说里得到反复描写。它给秘密世界的主子——戴笠和他的干将们，最终带来一种内心深处的变态的权力感。[5]　　‘鞭子在空中呼啸，落在肉体上发出低钝的响音……从转椅上欠起身来，点燃一支香烟，慢慢吐出一口烟圈，他倾听着这阵惨叫，像倾听一曲美妙的音乐。他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几乎看不见的冰凉的冷笑。若干年来，他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如果任何时候，听不见拷打的嚎叫，他会感到空虚和恐怖。只有不断的刑讯，才能使他感觉自己的存在和力量。’[6]　　这个坐在转椅里的人就是略为改头换面的徐远举少将，军统的‘噬血[208]魔鬼’之一，他在1948年任军统西南局二处处长兼军统保卫处处长。　　反复谈论军统行刑队的这种恐怖性并非是件愉快的事，但我们如果不简要地审视一下作为戴笠领导的国民党秘密特...
• 之龢

  2018-06-23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民党反间谍的成功无意中调节了共产党内部的权力结构，从而为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上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打下了基础。[1]这是因为，蒋介石的秘密警察切断了共产国际上海局与莫斯科共产国际常务委员会之间的电信通讯，‘[中共]中央委员会完全孤立于外部世界，这对党在今后的发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当这种鼓励持续到1936年决定共产党和工人党发展战略战术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它甚至体现出了更加巨大的意义’。[2]尽管王明在向代表大会阐述中国必须结束内战，而毛泽东却得以自行其是，积聚力量，形成了一个新的乡村战略，这一战略最终使他战胜了蒋介石和蒋在上海及上海以外的追随者们。 [1] Wakeman, Policing Shanghai 1927—1937, p.156.[2] Braun, A Combination Agent in China, p.79。但须注意：共产国际与张国焘之间仍有无线电联系，当然也还有信使。
• 之龢

  2018-06-23
  歼灭‘打狗者’　　当然，上海站也有它成功的时候。其中最著名的胜利之一，是对付共产党自称为‘打狗团’的暗杀队，它专门致力于谋杀‘叛徒’，以此来惩戒他人。[1]1935年二组抓到了一个地下共产党员，他们说服他当了特工，来提供有助于抓捕上海地区共产党组织的高级领导的信息。但此人很快在共产党内受到怀疑，而最终被暗枪击中后倒在徐家汇附近的一个空地里。当警察发现此人时，他虽然受了重伤，却并没有死去。那时戴笠正在上海，于是他决定利用这个双料特工来设一个圈套。他们在上海的一家小报上编了个故事，[2]说秘密特工关押了一个共产党人，此人在法租界的一家医院从病危中开始复苏。戴笠的计划是让共产党暗杀队真的杀死这个受伤的人，然后他自己的特工们便可以跟踪杀手们从而找到他们的秘密据点。　　这个计划差一点儿泡汤。二组的一队特务装作人力车夫或小贩在医院入口埋伏起来。到了第五天，有两个人提着水果来‘看望’这个受伤的人。他们进去不久就传出枪声。两个特工立刻冲了进去，发现病人躺在血泊中，已经死去。当他们在医院的楼层里搜寻这两个刺客时，其中的一个从医院大门跑了出来。二组的其余特工们便在后面追踪起来，有的骑自行车，有的奔跑。尽管骑车的跑得比别人快，但还是丢失了追踪目标：他消失在拥挤的胡同里。在附近徒劳地搜寻了半天以后，沮丧的特工们回到了机关里，一想到戴笠的怒火他们就胆战心惊。但正当他们告诉戴笠鸡飞蛋打时，两个步行的特工来了电话。他们由于跑得慢跟不上别人而决定坐电车回机关。但在经过福熙路时，其中一个特工偶然瞥向[190]窗外，却正看见刺客中的一个正非常镇静地在路上走着。于是他们从下一站跳下车，回到那里，在一家银楼找到了刺客，现在他们正在那儿监视他。[3]　　戴笠立刻命令对那家店铺进行全面搜查。侦查队长杨凤歧、组长徐鹏飞和沈醉几乎带了整个大队的特工去与法租界的华人侦探会合。然后，他们包围了银楼，冲了进去。里面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