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学（牛津通识读本）
最新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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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long2023-10-09除了将普希金塑造成苏联文学的始祖和国家至上主义的宣传工具之外，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另一个重要野心，是把普希金打造成“民族—大众”意义上的“民族作家”：一个为整个民族而写作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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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long2023-10-09对革命之后被迫定居国外的各个俄罗斯流亡者群体来说，普希金及其作品有着象征山河破碎的非凡意义。流亡者们想要为普希金辩护，让他摆脱苏联国内那些令人讨厌的宣传，却苦于得不到普希金的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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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long2023-10-09他在其中赞颂普希金集两项成就于一身：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语言，并开启了一个文学传统——在其他国家，这两者没有同时发生，亦未由同一个人完成。普希金的成就彰显了俄罗斯的伟大，也构成了这个国家独一无二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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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long2023-10-09因此在普希金看来，著述在一定程度上就意味着个人要谨慎地把握在公众面前发表言论的方式。他还认为，写作作为一种职业，尽管不够气派，起码有助于获得足够养活一位绅士的收入。然而他还把写作看作一种文化领导力。俄罗斯需要能和法国、德国或英国文学分庭抗礼的文学，而当时尚没有像样的本土文学传统，这为普希金和他那一代俄罗斯作家设定了明确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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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long2023-10-09由于文本设定的时间在它实际写作的时间之前，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第一部伟大的俄罗斯历史小说。它还是分期发行小说的先驱性典范，每写完一章出版一章，七年（1825—1832）才出版完毕，单行本直到1833年才面世。后来许多其他著名作品也使用了这一分批出版方式，包括《战争与和平》和《罪与罚》（但这些小说都是在期刊上连载，而不是以书籍形式分批出版的）。在分批出版的过程中，作者对小说人物的看法有时会发生变化：他们及其读者往往视之为优点，因为这使得他们的小说创作和真实世界的人物一样，既不连贯，也不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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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long2023-10-09《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一章的封面，首次出版于1825年。普希金的“诗体小说”被公认为是他的最高成就；有些人，如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认为这是俄罗斯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小说讲述了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一位来自俄罗斯乡下小地主家庭、富于幻想的姑娘达吉雅娜，爱上了叶甫盖尼这位老道世故、冷漠厌世，又心怀拜伦式抱负的彼得堡人，她付出的感情遭遇的是冷漠，待得到爱的回应时，她早已无力也不愿报以真心了。这个故事同时反抗和维护了传统，将深情与反讽的暧昧合而为一，一会儿让读者为之愤愤然，一会儿又令他们着迷不已。叶甫盖尼和达吉雅娜，特别是后者，成为后来很多俄罗斯小说人物的前身，从屠格涅夫《贵族之家》中的丽莎到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和纳博科夫的爱达。在文学史上，这本书还至少占据了两个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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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long2023-10-09书审查制度相继在叶卡捷琳娜二世、保罗一世、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一世治下逐渐强化，个人作者身份这一概念得到强调。究其原因，不仅是要让作者为自己所写的东西负责，而不提倡匿名出版（1848年，明令禁止杂志发表未经署名的文章），也是因为审查委员会除了发挥惩戒作用外，还须负责版权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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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long2023-10-09在这里，石像和普希金本人一样，成了一个隐喻，表明一切艺术活动从功利视角来看都是无用之物，但那些无论如何都忠于艺术的人，有很多都在崇拜与作家、纪念碑与文学功能之间建立联系，上述隐喻反而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这种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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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long2023-10-09在短短的五小节二十行诗中，它提出了七个主题，它们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俄罗斯文化中引起了广泛共鸣。这些主题是：为名人建造的纪念物成为国家力量和文化权威的表现方式；一个纪念已故著名作家的“纪念碑”；其他作家成为一个作家的理想读者；一个作家担当起国师的角色；作家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员；文学在殖民或教化野蛮民族中所起的作用；写作与宗教经验之间的关系。这些“要点”指向俄罗斯文学文化的不同主题，同时也指向在普希金继承者们的写作中始终举足轻重的观念和问题，我也将以它们为路标，引领本书的发现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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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long2023-10-09考察《“纪念碑”》这首诗在俄罗斯历史的不同时代如何被诠释——解读为对斯大林主义文学文化的先知式的召唤、一个殉道作家痛苦而愤怒的抗议、诗人与诗人间传递的加密讯息，甚或解读为戏仿——不光有助于了解这首诗本身的意义，至少同样有助于了解俄罗斯文化价值观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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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long2023-10-09普希金的所有作品，从他那些亲近热情的、有时快人快语单刀直入的信件，到他最字斟句酌、含蓄优美和注重形式的抒情诗，都特别展现了在俄罗斯文学文化中占有特殊地位的两个特征，即便它们绝非该文化所独有。一是对文体语域、对语词的内涵极其敏感。这种敏感性特别关注来自教会斯拉夫语，即俄罗斯东正教的礼拜语言，和源自俄罗斯本土的语词之间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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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long2023-10-09特别是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在多位英语作家的作品中都留下了痕迹，如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伊丽莎白·鲍恩、肖恩·奥法莱恩、雷蒙德·卡佛、艾丽丝·门罗、理查德·福特和威廉·特雷弗。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几乎摆脱了情节推进，仅凭少数几个既典型又难以捉摸的瞬间便捕捉到人物的整个世界，堪称构思短小叙事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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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long2023-10-09在某种程度上，《安娜·卡列尼娜》是对《包法利夫人》的反驳，但福楼拜这部小说开头几页的一个意象，即夏尔·包法利那顶难看的帽子（据作者本人评价说，它是琐碎生活的象征），与《哈吉穆拉特》的开头，托尔斯泰的叙述者注意到的那朵微不足道但生命力顽强的牛蒡花之间，却有着直接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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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long2023-10-09在他的国家以外，提到俄罗斯文学，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散文[1]，特别是那些蕴含深邃思想、探索道德困境的散文。自19世纪末以来，这类体裁的翘楚当属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两人堪称鸿篇巨制的小说就恰恰属于这一类，西方读者一直认为，这两位才是最伟大的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1865—1869）中提出，人类只有在认识到自身的无力之后，才能对事态的发展有所把控，但他还是为书中的大量人物注入了个性，这部小说一贯被列为人类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十部著作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表现的伦理关怀，尤其是在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里，道德的存在是否可能的问题，预见了现代哲学——从尼采到萨特——最为关注的一些重要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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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n2022-02-251915年，玛丽埃塔·沙吉尼扬（后来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家，但当时她还是个不入流的现代主义诗人）指责她的朋友、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的诗歌品味太差（他早期的声乐套曲曾使用过加林娜等人的诗作），并劝说他在下一部声乐套曲中使用更有文学抱负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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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iebot2021-01-04普希金不是个厌女者。如果听到有人这么说，大概会让他大为震惊：在他那个时代，典型的厌女者是乖戾的乡绅或粗野的商人，认为教育会让女孩子变成难以驾驭的糟糕妻子，且认为「任何成年男子伏在女人的脚下都是无法容忍的」。在19世纪初一些作家的作品中，包括像果戈理这样的天才，我们还能看到这种态度的蛛丝马迹，但普希金自己的诗歌或小说里却没有，反而以精致优雅和富有同情地刻画女性而闻名（因而成为女性和男性作家共同的灵感源泉）。不过历史学家要是在筛查了普希金的所有文章、评论和乱写乱画之后得出结论，说普希金（和很多同时代人一样）只毫无保留地崇拜过一位女性作者德•斯戴尔夫人，还真是很难让人反驳。此外，在他的信件、韵体书信和出版物题词中，男性和女性受话者扮演的角色也截然相反（后者只是接受偶尔带着些爱欲的殷勤，而前者扮演的角色就宽泛多了，从知心好友到辩论伙伴，从情敌到沉湎酒色的放荡盟友）。照此逻辑论述并不意味着把普希金归入被评论界打倒的作家行列，把他押送到——引用一位资深的美国斯拉夫语言文化专家写于1994年的嘲讽说法——「助理教授们的严厉裁判所」。有性别意识的评论不一定等同于意识形态上的放逐，也不必像另一种偶尔用来批驳性别意识的敌对论调那样，把现代观点强加于不同时代的文本。「女性主义」是指有限的地理和历史范围内的现象（一种始于16世纪的欧洲运动或一系列运动），但性别差异和性行为却是一切人类社会痴迷已久的话题。没有证据表明普希金对他那个时代的女性主义感兴趣，他甚至可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主义（比方说，他绝不可能读过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权辩护》）。他不可能预见到佳亚特里•斯皮瓦克或埃莱娜•西苏的理论，就像他不可能预见到马克思和列宁主义一样。但他无疑对性和性别问题兴味盎然，跟那个时代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人一样，他也津津乐道于那个在他看来显而易见又令人着迷的尴尬真理，即男人和女人有着永恒的差异。这一观点，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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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欠2020-08-30普希金的两位伟大的诗歌前辈，莱蒙托夫和杰尔査文，不仅直接从礼拜文本中获得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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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KO2020-08-08对伟大作家的解读跟可供研读的作品选一样乏善可陈。学生们不得不写说教气十足的人物分析。正如评论家和儿童文学作家科尔涅伊・楚科夫斯基1963年谈及苏联的学校作文时所说的：无一例外，每一位经典作家都必须这样描述：1）他热爱自己的祖国；2）他热爱自己的民族和人民；3）他抗议自己所处时代的社会弊病；（和其他每一位经典作家一样）他也是4）一位人文主义者，5）一位现实主义者，6）一个乐观主义者，7）没有缺点且总而言之没有任何独特的个性。与谄媚同道的，还有对任何可能有颠覆性的生平细节的压制，例如普希金嗜酒如命，沉溺嫖赌，酷爱醋栗果酱，而托尔斯泰对上述四样中的至少三样同样偏爱有加。高尔基长期待在国外也是个令人难堪的禁忌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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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KO2020-08-06后来的俄国作家，包括阿赫玛托娃和纳博科夫，往往用铅笔和橡皮而非钢笔来写作，为的是他们的第一、第二乃至第四十四稿不至成为让后世幻灭的佐证以及多事的学术研究的资本。用诗人叶莲娜·施瓦茨（生于1948年）的话说，“没有什么改动。我的诗都是一气呵成。我无须努力，通常都是在浴缸里完成一切创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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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刀2020-05-20七十年过去了，普希金仍被他的同胞们认定为俄罗斯作家中“至高无上的伟人”，这可能仍然让外国读者大惑不解。在他的国家以外，提到俄罗斯文学，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散文，特别是那些蕴含深邃思想、探索道德困境的散文。自19世纪末以来，这类体裁的翘楚当属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两人堪称鸿篇巨制的小说就恰恰属于这一类，西方读者一直认为，这两位才是最伟大的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1865-1869）中提出，人类只有在认识到自身的无力之后，才能对事态的发展有所把控，但他还是为书中的大量人物注入了个性，这部小说一贯被列入人类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十部著作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表现的伦理关怀， 尤其是在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里，道德的存在是否可能的问题，预见了现代哲学——从尼采到萨特——最为关注的一些重要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