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战败

• 暗红色乌鸦

  2021-07-18
  　　最终，这种道德界限的社会建构是“一种暧昧的努力”，其中好与坏、有罪与无罪的区分，本质上而言并不稳定，且易引发争议。正如本章中所表明的，日本了结漫长战败、解决“历史问题”的三种选择，正是这种复杂努力的一部分。而这种复杂努力的核心，则是日本划清界限和划分罪恶感上的模棱两可。相比之下，全球性的记忆规范却要求对日本更加明确地划分出这些界限，本章中列举的那些围绕第九条的“正常化”的讨论代表了划分界限与擦除界限的矛盾，一种会撕裂国家社会结构的矛盾。而这样的僵局，将会继续阻碍漫长的战败获得最终的了结。　　日本所谓的战后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的是有形的财富增长和经济繁荣。虽然这一指标对父母和祖父母一代适用，但到了今后将要承担起日本战后记忆工作的年轻一代身上，已经失去了意义。随着21世纪初以来日本经济逐步下滑，经济安全对年轻一代而言越来越危险，他们已经不能再像上一代人那样，指望在制造业中找到工作——这类工作现在已经转移到了新兴的　　市场国家。在惨淡的就业市场中挣扎的日本年轻男女，对自己未来的前景感到厌倦、谨慎和怀疑。有些人心中充满了失信和背叛感，有人则试图超越国界去别的地方寻找赚钱机会。尽管各种对未来丧失信心的报道有些耸人听闻，但是有关这些年轻人的报道也显示，尽管他们没有什么太大的人生抱负，但是并没有完全对生活感到不满。无论他们是真正满足于活在此时此地，还是被困在了一种虚假的受压迫者意识中，令人惊讶的是，这一代年轻人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报告说，他们的生活幸福感水平很高。　　与此同时，这几代人从日本近代史中找不到太多的指导或者榜样，只能自己去寻找存在的理由。在他们当中，少数的顽固分子开始在流行的互联网社群中公开向“种族化的他人”表达不满和排外情绪。日本社会学家小熊英二和上野阳子在评论2000年之后兴起的民粹民族主义时谈到了它的一些新特点：其成员大多是二三十岁的男性，即婴儿潮之后的一代；他们认...
• 暗红色乌鸦

  2021-07-18
  　　德国的忏悔途径与其在“一战 ”中失败后的途径完全不同，后者在抚平国家创伤、团结国人时，采用的是阵亡英雄与遭遇背叛的受害者的叙事。第二次战败后出现的自我归罪途径，融合了从20世纪上半叶的失败中学到的教训：犹太人大屠杀和第三帝国，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以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魏玛共和国民主制度的失败。改革后的德国议会政体支持了这种做法，允许德国先发制人地控制各种“极端的意识形态”，比如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它们的政党在20世纪50年代遭到了取缔。此外，德国还通过设定选举门槛，规定进入议会的政党至少获得5%的选票，而控制住了议会中可能会突然冒出来的任何“边缘”声音。这些旨在稳定民主政体的制度及其他工具，使德国可以摆脱过去官方政策曾经遭到的极左或极右势力的挟持和反对。因此，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保护前纳粹分子、为其平反的行为在德国社会中很显见，但到了70年代，一旦在社会民主党和年轻一代有资格定义施害者叙事、划定德国的罪行后，那类行为便被消除了。
• 暗红色乌鸦

  2021-07-18
  　　是否有一种普适全球的和解模式？　　记忆构建的世界在不断变化，德国那种忏悔过去的模式正迅速成为一种“全球标准”，得到了世界各地相继成立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认可。犹太人大屠杀已经成为遍及全球的文化创伤，而且有可能代表人们普遍的道德情感。无论一种纠正历史错误的“全球标准”——源　　自一种认为罪恶要通过悔悟、原谅和救赎来处理的信仰体系——可否在犹太——基督教文明的范围之外获得深深的共鸣，仍然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纳粹大屠杀源于欧洲的反犹主义，那么为那场大屠杀赎罪的模式，能否在亚洲等地获得有效的政治认同，能否在全球化的世界中被认可为一种协调不同国家记忆的“普遍模式”，肯定会在未来成为记忆政治的一个主要问题。　　这种“全球规范”是一种“西方的、自由主义的规范”，在今天，它会让人想到，如果一个国家不通过追求真理、忏悔、道歉和宽恕来纠正过去的错误，就是不文明、落后、狭隘和自私自利的国家，还会暗示它没有资格成为西方世界的正式成员。在此过程中，人权和自由的理念，这些源于欧美的世界观，以自由、民主的对话为中心被强加到了那些渴望加入文明世界的非西方国家身上。一方面，这种全球性对话已经进入了日本的记忆文化，催生了迅速发展的赔偿运动——通常是以诉讼形式，且持续至今。而另一方面，它又激化了一些人的种族敌意，因为他们十分痛恨日本在清算历史上做得“不够充分”这种说法，认为这暗示了日本人道德低下。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忏悔政治”主导了全球关于战争和暴行的讨论，一种明确的“文明”行为等级也出现了。　　在讨论土耳其、俄罗斯和日本的战败文化时，土耳其裔美国政治学者爱塞·扎拉克尔强调，“局外国家”和“局内国家”对安全与平等认可的追求在结构上并不相同。她为日本的战败困境提供了一个复杂的结构性解释，认为东方与西方的认可需求和耻辱负担有所差别。局外国家一直对自己不是国际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感到十分焦虑。在...
• irisforever在路

  2021-05-22
  这位21岁军官所谓的“进步”含义很模制，可被赋子不同的意义，比如和平、正义、安全或者繁荣，同样可以指摘他的逻盾一个年轻人宜称在为一个他将无法体验的未来做献但是，在将进步和牺联系在一起的观点中，这个逻辑矛盾正是核心所在，从而催生了本得重振和复兴这一集体信仰。
• 太白山下于家园

  2021-05-19
  学生们在这里学到了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道德教训，那就是当事态变得严重时，国家会抛弃自己的人民。国家和人民之间的信任被打破这条信息是最强有力的历史教训之一，战后的日本对和平的认同，其基础正在于此：只要日本是和平的，那么国家便不能再拿人民的生活玩轮盘赌。这种嵌在受害者叙事中的深层次焦虑，是持续将日本的战争记忆转变为文化创伤的一部分推动力。这些教材中重现的文化创伤不仅是要影响和教育下一代，潜在的目的更是为了警告和质间。o
• 太白山下于家园

  2021-05-19
  学生们在这里学到了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道德教训，那就是当事态变得严重时，国家会抛弃自己的人民。国家和人民之间的信任被打破这条信息是最强有力的历史教训之一，战后的日本对和平的认同，其基础正在于此：只要日本是和平的，那么国家便不能再拿人民的生活玩轮盘赌。这种嵌在受害者叙事中的深层次焦虑，是持续将日本的战争记忆转变为文化创伤的一部分推动力。这些教材中重现的文化创伤不仅是要影响和教育下一代，潜在的目的更是为了警告和质间。o
• 暗红色乌鸦

  2021-05-13
  　　“世界并不会以‘构思精巧的故事’这一形式呈现自身。”就此而言，我们必须认识到，本章中的战争证言只是一面之词，甚至与事实真相完全相反。它们要传达的是经过选择的战争记忆，其组织编排的方式，对于叙述者而言，会产生意义和连贯性。它们也并非对现实的如实描述，而是经过重新组织的叙事，为的是让我们的自我认知具有连贯性，引发情绪上的共鸣。因此，我们很容易指责本章中节选的这些狭隘、自我的叙事带有自利偏见，只记得家人的痛苦，却忽略了战争中数亿亚洲受害者遭受的苦难。然而，这些单方面的叙事，也可被认作足够清晰的个人故事，在修复个人历史的伤口时，有助于稳定个人和集体的身份认同，避免同外部世界产生危险的政治纠葛。　　仔细分析本章中的证言会发现，对于战后的一代代人而言，把视野放得更大些——这一点他们完全有能力做到——其危险之处在于一种深切的无效感或者无助感，而这种感受已经通过家人的战争故事被他们深藏在了心中。像父母那样，战争对他们来说也同样是压倒性的让人感到害怕。他们仓皇地意识到，如果被置于同样的环境中，置于父母曾经生活的极权主义和军权主义社会中，坦率地讲，他们也不会有魄力做出不同的举动。因此，当人们感到自己无法做出任何改变时，无助感便会驱使他们假装冷漠无情。由战败叙事造成的这种普遍的无效感，部分构成了战后一代人狭窄、非政治的视野。在他们身处的地方，只有部分信息被表达出来，目的是避免他们了解到那些让人不舒服的内容。但具体到他们身上，这些令人难以接受的内容并非指七十年前那场真正的战争，而是说，他们意识到如果面临同样的“杀或被杀”的困境，也不知道该拿自己怎么办。　　当我们意识到战后的和平主义未能训练战后的平民去思考——甚至是想象——用合法的手段来反对发动战争的军事机器，比如出于良心而拒绝服从兵役、不服从上级的不合法命令、质疑过分使用武力，以及依据国际合约保护平民与士兵在战时应享有的权利时，无效感的问...
• 大宝没在学习

  2021-03-21
  《赤足小子》要传递的信息很清楚：诸如国家、军队、天皇、美军和美国医生（从辐射受害者那里采集临床数据）这类权威，永远不能再被信任。 因此，即便故事从毁灭推进到重建新生活时，也流露出愤恨的意味，因为人们的生活和身体已经受到了永久性伤害，再也无法挽回，而罪魁祸首却依然逍遥法外。
• 大宝没在学习

  2021-02-22
  对战争的道德理解会因时、因地、因历史语境和政治文化传统而变化。
• 暮雨潇潇

  2021-01-30
  当我们意识到战后的和平主义未能训练战后的平民去思考——甚至是想象——用合法的手段来反对发动战争的军事机器，比如出于良心而拒绝服从兵役、不服从上级的不合法命今、质疑过分使用武力，以及依据国际合约保护平民与士兵在战时应享有的权利时，无效感的问题也说得通。战败后的社会没有建立这类社会机制来规范军事力量，而是给全社会开了一张避免构建军事力量的药方。这张药方将侵略和好战非法化，剪掉了民众的利爪，同时也剥夺了他们必要时起身反抗国家权力的合法手段。这样的药方在日本社会中确保了一种深层次的结构性权利剥夺。|
• 片.儿.川

  2020-07-27
  有关战争的国家记忆，在全球性的记忆文化中已经无法自持，而且与过去不同的是，遗忘也不再是一种可行的选择。新的国际世界秩序需要具有创新性的让步和妥协来打破历史积怨的僵局。”对日本人而言，这就意味着要放弃自已模棱两可的舒适区，不再认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介于有罪和无辜之间，而是要从那块中间地带走出来。至于日本曾经的敌人和受害者，则需要给予日本宽恕的可能。尽管有关暴力冲突的记忆塑造了战后文化，并且在国家的集体生活中打下了长久而深刻的烙印，但对于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个人，克服它们时却并不一定会选择相同的策略。也许再经历几代人之后，20世纪的多种战争叙事最终会被一般化，并稳定下来，但这并不意味着道德和政治理解的差异会得到解决。文化创伤的产生源自相互关联、被缝在一起的各种记忆和无法调和的叙事，源自对国家历史断裂的共同参照。在重新确立集体认同的方式上，它既是一体的，也是分裂的；既被鲜活地保持着，也被抹掉了。文化创伤造成的分歧，会使国家的历史更难被后人充分理解，但也确保了这些记忆会在构想国家未来的长期奋斗中，一直被鲜活地保存下去。
• 片.儿.川

  2020-07-27
  日本当下的民族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和解主义者都陷入了两难境地，既想被认可为一个奉行“全球标准”的文明国家，同时又希望自己被看成一个原本就文明的国家，不可能做出那种与文明国家身份不相称的野蛮行为。遵守全球标准可以累积象征资本，得到世界的认可，但与此同时，也等于证明了西方那种“黄祸”危及白人社会的刻板印象。愈来愈频繁的是，中国和韩国也开始在这种全球框架内提出他们的道歉要求，虽然它们并没有将这个框架用在自己身上，为它们自己的黑历史道歉。
• 片.儿.川

  2020-07-27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战后的作家和制作人重新构想的这些爷爷，实际上采纳的是流行全球的英美文化中的规范和道德范畴。勇气、原则、能力、忠诚和奉献构成的实际上是好菜坞模式中正面道德认同的基础。日本在战时那种终极的勇气和忠诚理念一甘愿为天皇或祖国牺性自己的生命一一与和平时期的理念，即在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中为家人、爱情和幸福而活，是完全不符合的。商业媒体中这类爷爷战争的故事得以成立，必须通过修正历史来弥合这种认知失调。
• 片.儿.川

  2020-07-27
  尽管日本媒体在近来的社论中也谈到了亚洲受害者，但批评家还是经常遣责日本叙事中的自满情绪：总是随随便便躱在舒适区里，而没有深刻地探究战争的政治和历史缘由、结构性暴力和武力的滥用，而当初正是这些因素延续了施害者的权力。社会学家尼娜・艾利亚索弗曾探究过为什么“行为能力完全正常的人可以一直将自己错认为无辜的受害者，对于自己制造的伤害视而不见，似乎非常短视”。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傻，而是因为这是一种建立社交纽带的方式。“共用笼统的受害者口吻，还可以增进结构性的无助感，并成为一种使受害者身份合理化的工具。这种反复出现的自我怜悯状态，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日本的受害者意识能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存在，且在重新制造战败文化方面如此有效。
• 片.儿.川

  2020-07-27
  当我们意识到战后的和平主义未能训练战后的平民去思考甚至是想象一一用合法的手段来反对发动战争的军事机器，比如出于良心而拒绝服从兵役、不服从上级的不合法命令、质疑过分使用武力，以及依据国际合约保护平民与士兵在战时应享有的权利时，无效感的问题也说得通。战败后的社会没有建立这类社会机制来规范军事力量，而是给全社会开了一张避免构建军事力量的药方。这张药方将侵略和好战非法化，剪掉了民众的利爪，同时也剥夺了他们必要时起身反抗国家权力的合法手段。这样的药方在日本社会中确保了一种深层次的结构性权利剥夺。
• 山鬼

  2020-05-25
  被选择的叙事，通常会让人民用恐怖和害怕这样的情绪来记忆战争。因此，和平教育通常会催生和平主义的道德观，但其根据并不是对战争是正义还是非正义的理智判断，而是基于本能的求生直觉。
• allening

  2022-01-26
  当人们在军国主义政府的强迫下变成杀人机器后，施害者就诞生了。而单就这种转变（施害）是由一种权威的军事制度迫使，因而人们没有选择的余地（被征兵）而言，施害者在成为施害者之前，是军国主义政府的受害者。这并不是要为那些犯下骇人罪行的施害者洗脱罪名，或者说让他们不必再为那些暴行负责，而是指施害者产生于另一种暴行之下，对他们施暴的是国家。不过他们曾经是受害者这一点虽然无法否认，但并不能抵消他们施害者的身份。
• 阿向

  2021-11-11
  与此同时，在一项比较调查中，当被问及他们是否对自己“持有积极的态度”时，日本人的自尊心在53个国家中敬陪末座。不难想象，面对痛苦的过去，一些渴望修复战败遗产并从中恢复过来的人将其内化后，产生了负面的国家记忆，而这类总体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正来源于此。
• 小叉子

  2019-12-15
  因此，学生们在这里学到了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道德教训，那就是当事态变得严重时，国家会抛弃自己的人民。国家和人民之间的信任被打破这条信息，是最强有力的历史教训之一，战后的日本对和平的认同，其基础正在于此：只要日本是和平的，那么国家便不能再拿人民的生活玩轮盘赌。这种嵌在受害者叙事中的深层次焦虑，是持续将日本的战争记忆转变为文化创伤的一部分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