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无同

• 琵琶鱼

  2021-03-03
  西汉后期形成了以郡为单位的区域观念。由此人们放弃了以县为籍贯的战国旧习；东汉形成了以州为单位的区域观念，由此人们放弃了以战国国名相称的习惯。郡之代县，州之代国，这就是汉代区域观念变动的实质。极而言之，政治上结束战国是在秦代，而观念上结战国却是在汉代。只是政治的演变往往有明确的界标，而观念的变迁却没有清晰的标志。这是一条没有里程碑的漫长道路。其间的变迁过于缓慢，以至当时人也没有觉察，因而才有《史记》、《汉书》对籍贯书法的不同。观念的变迁并非无足轻重，秦末的战争表现为六国的复辟喧嚣，而东汉末年的战争则表现为州牧、郡守的割据对抗。区域观念变动对于历史的影响隐约可见。
• 松亭君

  2020-07-26
  在文学领域内，文学史是极受人关注的，但是在史学领域内，史学史却有些受冷落。这是不正常的，也是不应该的。
• cc修文

  2020-04-17
  汉代政治文化中心曾发生了重大变化。大致说来，西汉的政治中心是在关中地区，也就是秦之故地，而文化中心是在东部故齐境内。东汉以后，不论是政治中心还是文化中心都在中原地区。从文化史的角度看，这一转变意味着战国历史的终结与新时代的到来。（P44）总之，在秦末，“承秦”应是指承战国之秦。这样，“汉承素制”就由一个时代接续的问题转换为一个地域问题。（P46）班固认识到秦汉以来在军事上倚重秦人的事实，但他以“民俗修习战备”为解释似仍不够充分。因为北方与游牧族接壤，民俗善战者并非山西一地。“山西出将”的根本原因还在于秦与西汉都是依靠该地的军事力量取得天下的。这样的历史背景为西汉将政治中心置于关中地区提供了可靠的基础。（P49）秦、楚、齐三地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了作用。这表明战国历史并没有随着战国的结束而突然结束，历史的发展表现出不容忽视的惯性。西汉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的分离正是这一特殊的时代环境所造成的。（P51）综上所述，南阳虽属荆州，但文化上却属于中州系统，由南阳士参预其间的荆州学派并非突然而来，它是中州学术在荆州的延续。荆州作为学术中心只是一种暂时的、表面的现象。真正的学术中心在汉晋时期始终不离中州。（P59）总之，从东汉到魏晋，中州既是学术中心，也是政治中心。中州士的活动影响着历史的节奏。围绕着中州士的活动，可以看到一条接连不断的历史线索。这与东汉以前的历史是迥然不同的。春秋战国以来，秦、楚、齐等大国都在中原的四周，中原是他们争夺的战场。在周边大国的压力下，中原地区的小国只能是”朝秦暮楚”，不可能有大的发展，更不可能决定历史的走向。这说明中原的崛起需要具备一个条件，这就是周边大国的消失。秦、西汉时期，政治上的统一虽然实现了，但战国影响依然顽强存在。所以，政治中...
• cc修文

  2020-04-16
  综合以上，可得如下两点认识。第一，《后汉书・儒林传》中有关家学的记载，多数并非东汉之事，而应归入西汉或两汉之际。第二，一直到东汉后期，在偏远地区，家学仍然存在。（P15）郑玄所学内容极多，他因学习内容之不同而在各地不断游学。一个地区都不可能满足他的需要，更不必说封闭性极强的家学了。由此也可以推知，在偏远地区，家学之所以能维持下去，就在于这里缺乏广泛学习的条件，游学又不容易，学习只能局限于家族内。（P16）家学的重要，不仅在于学术的传承，而更在于家族政治利益的延续。（P17）既然进入仕途不一定要通经，人们维持家学的热情自然也大不如前。这或许是东汉家学衰落的又一个原因。（P18）家学强调的是继承性，创新与发展会危及其存在。因此，家学的维系必定带来家学学术水平的停滞。总之，在学术荒芜的时代，家学或许有助于学术的保存，但在正常的时代，家学的繁荣并不意味着学术的发达。（P19）
• cc修文

  2020-04-15
  一般研究者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所谓“从理论出发”。“从理论出发”，提出的问题有时其实是假问题。用“理论”来解释“具体”则常常会掩盖了真正的历史原因，并进而把“具体”变成了“理论”的注脚。（P392）
• cc修文

  2020-04-15
  就我的经验来看，往往不是“历史”使得我们更能认清“现在”，倒是“现在”常常使得我们更易于理解“历史”。正是因为“现在”左右着历史研究者，所以一代一代的历史研究者才能不断地站在“现在”的位置上提出自己对历史的认识。周先生也是如此，文革结束后，他见到我父亲就说，“经历了‘文化革命’，对魏晋南北朝史上的很多事情容易理解了。”我想，这“很多事情”应该是指政治史上的事情。他在《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有一较长条目：“曹氏司马氏之争”。每次看到这条，我总感到其中蕴含着由他的亲身经历而生出的许多感慨。（P388）
• TEcsnOR

  2022-04-13
  《晋书》卷九九《殷仲文传》：“仲文善属文，为世所重，谢灵运尝云：‘若殷仲文读书半袁豹，则文才不减班固。’言其文多而见书少也。”袁豹，《宋书》本传载：“好学博闻，多览典籍”，义熙九年卒。[35]《隋书经籍志》载有《袁豹集》八卷。袁豹事迹不多，不过谢灵运既然以袁豹为例说殷仲文读书少，可知袁豹应该是个饱学之士。从对殷仲文的评价看，谢灵运对读书是相当重视的。这与《宋书》本传所称“灵运少好学，博览群书”[36]正可呼应。
• 琵琶鱼

  2021-03-05
  在解释历史现象时，研究者很容易急切地求助于“规律”、“趋势”来加以说明，他却反其道而行之，一再向“具体”索要答案。与众不同的思考方法使他更像是一位旷野中的孤独旅行者。在他不断的追问中，泛泛的解释愈来愈显得苍白无力，而我们原本熟悉的问题也终于变得陌生了。
• 琵琶鱼

  2021-03-05
  历史学的名著是哪些呢？父亲提供的就是像陈寅恪、唐长孺、周一良等老一辈学者的著作。北大的几位老师之外，影响我最大的就是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唐长孺先生。我最佩服的就是他分析史料的能力，我将其概括为“敏锐而有节制”。这是最难得的品质。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笨人缺乏敏锐，自然也谈不上需要节制，而聪明人虽然敏锐，但因为过于自信而不知节制，常常会分析过头，乱发挥。
• Liang

  2020-04-28
  我们通常认为，一个研究者应特别注意克服自己的弱点。因为你的优势不用管它也会发挥作用，而弱点如果不被克服就会妨碍进步。这个认识看似合理，其实是有些问题的。经验告诉我们，人能克服的弱点其实都是比较次要的，真正严重的、致命的弱点往往是无法克服的。陈寅恪先生是如此，田馀庆先生也是如此。杰出的学者并不是没有弱点，他们也不是因为克服了弱点才变得杰出。他们之所以有杰出贡献，只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陈寅恪先生是成功的，田馀庆先生也是成功的。
• cc修文

  2020-04-25
  众所周知，汉代的门生故吏与其宗师举主存在着一种类似父子的关系，宗师举主有势，门生故吏可因此飞黄腾达；宗师举主被贬，他们亦同时被贬，宗师举主死后，他们要为之服丧。非血缘关系被罩上了一层宗法面纱。这表明，社会中宗法观念在发展，世族可以借此壮大自己的势力。但另一方面，宗法观念、宗族力量还不够十分发展，盘踞中央的高门世族还不可能使自己的整个家族都不受限制地进入政治舞台。魏晋南朝，门生、故吏、宾客依然存在，但他们参加政治活动的记载则不多见了，地位明显下降。高门世族也并不以广召门生、宾客为重要任务，也从来没有人认为高门世族的政治力量是体现在他所控制的门生、故吏、宾客方面。这些变化说明世族自身的宗族力量大大加强了，因此，在政治斗争中，高门世族靠的是本宗族成员占据高官要职，靠的是世族与世族的政治联盟，而联盟的手段则是婚姻。（P94）汉代高官子弟不可能垄断郎官。而在九品中正制度下，“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低等世族很难进入上品之列。高门世族在很大程度上切断了低等世族上升之路。垄断的特征，一方面造成了高低两等世族长期较为稳定的并存局面，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门阀政治理论的确立，又必然地出现了族之为官的转变，即某些家族的子弟理所当然地居高位。从依据现实的政治地位以培植本宗族的力量，到依靠族姓地位以巩固自己的力量━━官之为族，族之为官，这就是魏晋南朝高门世族所走过的历程。综上所述，没有人数限制、封闭性是九品中正制度区别于任子制的关键所在。在此制度下，高门世族的宗族政治力量必然呈现出日益扩张的趋势。毫无疑问，在不断扩大基础上的世袭特权具有更稳固的特征，因为某一分支的衰落不会影响整个宗族政治权力的继续传袭。南朝一些高门世族的家世，往往可以追溯到晋代，其原因必定是复杂多样的，但九品中正制的实行显然是原因之一。（P95）
• cc修文

  2020-04-25
  世族并不等于势族。势族垄断上品不意味着世族垄断上品。所谓势族，乃是指现实有势力的家族，即那些魏晋政权中的公侯与当涂者。（P77）西晋一朝，人们对中正制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点。第一，势族凭资垄断上品。第二，中正不遵乡论。（P80） 地方郡姓与中央政权联系并不密切，他们的力量在于州郡、在于宗族乡里。因此，董卓之乱爆发后，大量的地方郡姓并没有离开本土。这一方面使他们以后难以上升，另一方面又使他们能够有效地控制宗族乡里，并进而建立自己的武装。在各个地区，他们往往是不安定的因素。西晋时期，地方郡姓依然垄断着州郡僚佐的职务，操纵着乡里舆论。虽然与势族相比，他们处于寒门的地位，但在本地仍不失为著姓、大族。他们的一切特权也就是来源于此。愈是依靠门第过活，便愈要排挤那些没有门第的人。因此，轻视寒人的风气在地方州郡中自汉末历魏晋而不衰。（P86）魏晋政权的势族基本就是由战火中锻炼出来的高等世族与这些有“经国才略”的卑微之士组成的。此时，他们的利益又与魏晋中央政权紧密相连了。（P88）州中正一人说了算是不符合司马懿本意的。司马懿反对地方郡姓操纵选举，但并不反对乡里清议，他所要做的正是要使乡里清议摆脱地方郡姓的控制。然而，这一时期势族正处于向上发展的阶段，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在很大程度上被他们改造成一项特权制度。西晋皇权无力根本扭转这一局面，只能在一定意义上加以限制，试图使中正制度不至于完全背离当初创建它的目的。（P89）西晋皇权对势族垄断上品的特权虽不得不认可，但另一方面，皇权还是企图对势族加以限制，这个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中正制度在执行中所起的互相矛盾的作用反映出时代的矛盾性。西晋是以后高门世族形成的时期。势族的力量在发展，中正“计资定品”是发展趋势，但势族还不能彻底超越皇权的...
• cc修文

  2020-04-14
  如果一定要我选择的话，我最喜欢的唐先生的文章或许有如下几篇：一，《晋书赵至传中所见的曹魏士家制度》。二，《清谈与清议》。三，《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四，《南朝寒人的兴起》。五，《范长生与巴氏据蜀的关系》。六，《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P352）研究魏晋南北朝史，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是资料少，所以任何人若想在这个领域取得大的成就，都必须具备两种能力。首先是精致处理材料的能力，要尽最大可能从有限的材料中榨取尽可能多的信息。其次，还得具备“小中见大”的能力。如果只是一味地“小”，那就没有气魄，也无法解决大问题。（P354）
• cc修文

  2020-04-14
  对一个问题的研究倘若长久地没有进展，通常是因为研究者忽视了不应忽视的因素。寻找到这些被忽视的因素是很困难的。困难不在于它们隐藏得有多深，而在于前人已有的研究思路根深蒂固，无形之中会制约后来者思想的展开。（P333）极端地说，单纯的政治史研究可以解释从去年到今年的政治演变，但却无力解释政治形态的根本变化。当整个政治形态都发生变化的时候，它必定牵涉到超出政治史范围的更大的历史变动。（P336）他们都在研究政治史，从表面上看，陈寅恪先生也是在寻找历史线索，但从深层次上看，他有时实际上不自觉地是要用历史的线索来证明自己的理论。他有理论先行的嫌疑。而田馀庆先生则不然，他没有预设什么，他只是一心一意地寻找历史内部真正存在的线索。如果找不到，他宁可沉默。（P338）
• cc修文

  2020-04-15
  缺乏兴趣，而且也天性懒惰，这是我学术成果很少的主要原因。记得小时候特别爱睡懒觉。有一天都到上午10点了，我还在睡，父亲站在床边批评我说：“一个人不怕有一千个毛病，就怕有一个致命的毛病。你的致命毛病就是懒！”他很少批评我，所以印象很深。母亲说，我在医院刚出生的时候连吃奶都不睁眼。护土奇怪地说：“这孩子怎么会懒到这个程度！”可见我的懒是天生的。我的体会是，凡是天生的缺点都是改不了的。既然如此，也就没什么可遗憾的了。当然，说到懒，我也不敢说自己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懒的。我有个同学，他是王永兴先生的学生。王先生在他作业上用铅笔写了修改意见，让他改后再交上来。过了一段，他以为王先生会忘记这事，所以就用橡皮把王先生的批语都擦了，再把作业原封不动地交给王先生，没想到被王先生发现了。他懒的境界就比我高多了。所以说，天外有天，山外有山，人不能骄傲。（P403）我最佩服的就是他分析史料的能力，我将其概括为“敏锐而有节制”。这是最难得的品质。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笨人缺乏敏锐，自然也谈不上需要节制，而聪明人虽然敏锐，但因为过于自信而不知节制，常常会分析过头，乱发挥。（P404）因为年代久远，史料很少，要想把一个问题考死是很难的。有的论著，虽然考证迂回曲折，看起来很吸引人，但是轻易不敢相信。有时，越是迂回曲折的考证，越是看起来很有“故事”的样子就越是可疑。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讨论自然是很危险的，尽管它看起来颇有“小中见大”的境界。我重视的是在大家公认的、熟知的历史事实之间发现联系。这种发现既是对已知历史事实的一种解释，同时，它本身也构成了历史事实的一部分。这部分历史事实是最宝贵的，因为它本来是“隐藏”着的，是被研究者“发现”的。一个研究者对历史理解的深度往往可以在这里得到展示。（P404）南齐萧嶷晚年说：“人生在世，本自非常，吾年已...
• 殿前不检点

  2020-04-02
  愈是依靠门第生活，便愈要排挤那些没有门第的人
• 松亭君

  2020-07-26
  我们通常认为，一个研究者应特别注意克服自己的弱点。因为你的优势不用管它也会发挥作用，而弱点如果不被克服就会妨碍进步。这个认识看似合理，其实是有些问题的。经验告诉我们，人能克服的弱点其实都是比较次要的，真正严重的、致命的弱点往往是无法克服的。陈寅恪先生是如此，田馀庆先生也是如此。杰出的学者并不是没有弱点，他们也不是因为克服了弱点才变得杰出。他们之所以有杰出贡献，只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陈寅恪先生是成功的，田馀庆先生也是成功的。
• 豆友1375764

  2020-03-27
  如前所述，新的区域观念是从西汉武帝以后逐渐形成的。但是，当我们把视野扩大，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却没有发现相应的变化。昭、宣时期，“齐”、“鲁”、“楚”、“越”的地域称谓仍然可见。盐铁会议上，贤良日：“……若今则徭役极远，尽寒苦之地、危难之处，涉胡、越之域，今兹往而来岁旋，父母延颈而西望，男女怨旷而相思，身在东楚，志在西河。”旧意识甚至引发了学派之争，宣帝时，鲁人韦贤、夏候胜、史高极力推荐穀梁学，以为“穀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穀梁。”成帝时，朱赣受命撰作各地风俗，班固将其收入《汉书・地理志》。从中可以看到，各地风俗与司马迁的时代相比，并无大的变化。只不过，朱赣所述较之《史记・货殖列传》更具体、更详细而已。朱赣生活的年代已在西汉后期。当时“郡”的区域观念已经基本确立，但是，这种变化却未能在较大的区域范围内突破战国以来的意识。然面，新的区域观念的出现毕竟是一个信号。它昭示出区域观念演变趋势。这就是：新的区域观念的形成不可能脱离现实的区域划分。它将沿着这条轨道继续发展。
• cc修文

  2020-04-15
  父亲去世后，我和哥哥、姐姐继承了他的藏书。线装书基本都归我了。过了几年，我把这些书都卖了。按说我们是同行，不论是为了工作还是为了纪念，这些书我都应该留下来，但我觉得没必要了，那些线装的二十四史我基本不会看，有标点本的，何必看线装的呢？我又不搞校勘。我知道，这种态度必定会受到严肃学人的批评，所以不大敢对人说。父亲的好几箱卡片我也全扔掉了，因为我不信卡片，总觉得要真想把文章写好，材料必须在脑子里活起来才行，如果拿起卡片オ想起来，放下卡片就忘了，这种状态是写不出好文章的，更何况那还是别人的卡片，我要它干什么？没用的就卖掉，没用的就扔掉，我这种态度并非不孝。父亲晚年常常对我说：“看到你发表一篇文章，比我自己出版一本书还高兴。”所以我想，自己把文章写好了，才是对父亲最好的纪念。再往深一层说，其实纪念不纪念又怎么样呢？死去的人已经不存在了，他什么都不能感知了，所谓“纪念”，说到底不过是活人的种自我安慰而已。（P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