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

• 鬼脸蟹

  2019-09-16
  清帝国长久的政治特征之一，是拥有较其社会与经济规模来得小的正式国家机器。在这种省钱政府的制度底下，许多表面上似乎属于政府部门的工作转包给了当地精英（绅衿、村庄领袖、地方武力领导与商业上的牙人）或团体（宗族、村庄、行会）。雍正在位的18世纪20年代晚期与30年代初期，代表一种重新提高政府人员密度，且将政策执行“重新政府化”的努力，但是这个方向在其继任者治下再度被逆转，或者至少被忽视。这样规模小但有效率的统治也许事实上较稳固的行事方针，只要清代能维持普世帝国的形象与状况，且相对较小的外来威胁。但是，当清帝国在19世纪中叶变得仅是国际间全面性掠夺战争的抵抗者之一，为了在这种竞争的环境之下借政治以求生存，一个更大、更强、介入更深的国家机器似乎就成为必要。
• 鬼脸蟹

  2019-09-15
  强大的官方征讨对于这个深度军事化地区的和平，有着立即且不良的后果，而在1796年，前后几场相互关联的起事最先发生于湖北西部的荆州。两个腐败的清军将领，包括和珅之弟和琳在内，是该事件最早的死者。镇压叛乱的任务最终落到四川总督所指挥的地方官员手上。奠定镇压叛乱成果的基础是严峻的焦土策略，这是由一群包括福建人龚景瀚以及湖南岳麓书院毕业生严如熤等谋士所献策的方法。其想法是把所有高地的谷物和家畜都撤至指定的战略村落，把这些村子武装成堡垒，将分散的团练组织成串联村庄的联盟，然后逐渐包围、（165）断粮并消灭乱贼。我们很容易能看出这种战略可能逼迫地方人民投效乱贼敌营。但根据与严同为岳麓出身的魏源所言，在激战数年之后，最终证实是这个创新的策略而非旗人和绿营军的战术打败白莲教。（Dai Yingcong. "The White Lotus War: A War Fought on the Terms of the Qing Military". Unpublished paper.）
• 鬼脸蟹

  2019-09-14
  另一种以较传统的包装，内藏着新种子的新学问，主导着湖南湘江流域的书院，尤其是省城长沙郊外的岳麓书院。在古典考据及汉学中，形塑宋代理学的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不被重视，而偏好更值得敬重的五经（《易经》《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在清中期的考据和汉学高峰中，湖南的学者满怀着该省自觉为“中心”的想法，始终坚持着宋学的道德修养、社区团结及社会阶级。但岳麓书院的学者尤其日益将他们坚定的保守道德观，与竭力研究军事、政治经济、水利工程和务实管理等方面之先进技术相结合，他们称此为“经世”，其字面上的意思是“治理世界”。
• 如林

  2019-06-19
  在研究圈扩大的过程中，西方史学家的观点比其研究初始更接近中国共产党的论述。即便如此，这说明他们也开始了解到，革命在各地方并非一致，在社会基础上并非全然的“资产阶级”，而且常常并非完全是“进步的”。现在西方史学所重视的，是特定个人和地方利害关系的相互作用，将如何影响革命事件的发展。
• 如林

  2019-06-18
  在其吸收经世观念的巧妙改良背后，有更巨大的政治目标转变：从社会控制和社会和谐转为社会动员。如康有为所设想的，地方团体的自治是释放全体人民能量最有效的方式，可使中国强盛而得以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中竞争。地方政府此时将不仅致力于维护治安和征收租税，而是邀集国民来参与发展经济、提升教育以及保卫国家。康有为认为，这正是全然复兴中华之关键。
• 如林

  2019-06-18
  事情就像这样发展。在太平天国战争中，为了地方社会自保而广泛形成由精英领导的地方团练，其本身早在为应付白莲教乱和鸦片战争时而建立，加强了地方上拥有功名之士绅的权力。除了社会地位和土地财富，他们现在掌握了军事指挥、（军事）法律执行，以及以士兵薪饷形式的赏金分配权力。在清朝的构成系统中，这些所有的功能，形式上都为皇帝所垄断掌控。最重要的是，这些私人精英从管理手中，夺取对地方收税的管辖权。其中关键的是名为“局”的机构，一种准官方的公共机构，原本是以临时特别设置的原则，作为监督土木工程建筑及其他计划的财务管理，但现在用于征收商业及其他税赋，例如通行税或交易费。在江南的特定地区，这些士绅地主的局甚至自己插手田赋征收之事，将田租和田赋混淆了。这个过程中，再加上地方精英的新军事力量，可诠释为晚清中国一种“再封建化”的形式。因此，冯主张以两层结构的地方行政，来解决极权主义、官僚主义和官员怠惰的问题。然而他主张的知县是一个由地方士绅担任的永久或世袭职位（在此意义上是封建的），并搭配其辖下隶属的首长小集团，该集团也是地方人士，不过是担任由选举产生之职位的一般人民。就像两个世纪以前顾炎武的计划一样，冯桂芬在有生之年中从未实现他的主张，但这些想法就在认同的士人间流传，并启发了较晚时代的政治改革人士。
• 如林

  2019-06-18
  盗匪在帝国历史中，一直存在于官方政府及传统社会的边缘。如果我们想象地方政府的网络是位于宜人居住且人口密集地区的松散军营网络，盗匪则占据了这些军营之间的山区、森林、沼泽空隙。当一个管辖区吏务较为严峻时，他们就刻意越过边界到另一区。该地区的精英文化也非常保守，这表现在其倾向坚持宋代理学家和四书所建立的严格道德价值、摒除文字学、训诂学及形而上学等清代经学，而专注于“实学”以及使用的经世技术，也就是长沙岳麓书院所展现的传统。从岳麓书院出身的唐鉴所形成的圈子中，兴起了一群活跃的上层士绅，他们最终平定了太平天国之乱，其中更包括拥有进士功名的胡林翼、曾国藩及左宗棠。这群非常富有、有学问、出身名门且满腔热血的士族，利用白莲教战事中出现的新战争技术，部分是源自湖南同乡严如熤的想法，并加以改进。该技术首先被胡林翼用在对抗太平军的战争，后来被曾国藩进一步改善，其中强调两种新式军事组织。秉持着17世纪的文化英雄顾炎武的精神，他们是基于自然形式而非行政划分的社会群体，且他们依赖本土的而非官僚式的领导结构。关于经世的新思考，最有效率的战力，是那种捍卫自己财产和家乡社区的当地人。因此华中的地方士绅在村庄中组织“半农半兵”的农村子弟团体来保卫家乡。这些团体由地方精英来训练并由他们负责给薪、发配装备和制服。他们通过集中于定期市场或市镇的商业交易系统，或通过亲族网络，串联各村之间的团练，组成较大规模的兵力。正统官僚体系之外的分层协调与指挥架构逐渐自地方士绅中形成。地方精英的力量与日俱增，随着军事指挥和某种地区经济剩余之利益，由拥有财政力量的地主及具有社会文化地位的文人所掌控。原本由清中央政府代理人的知县所专有垄断的权力和影响力，至少暂时已落入地方精英之手。这些省级军事编组以防御为主的地方团练提供了兼具攻击和机动的互补机能，地方团练主要由保护家乡土地的民兵组成。省军的士兵被称作“乡勇”（实际上是佣兵）。招...
• 如林

  2019-06-18
  若不考虑各区域确实存在的重大差异，一般而言，我们可说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式帝国晚期几个主要的趋势之一。明朝建立之初，土地主要为庞大的庄园所占有。明代的第一个皇帝明太祖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以农业改革者的角色登基，他以“让耕作者拥有土地”的政策打散这些集中的田产，进入以自有小农为主的时代。但在明朝年间，整个趋势又转向重新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只是拥有的形式与之前不同。其主要的方式之一是转让，即无法负担其田地所增加之田赋的小农户，签订契约将土地之所有权转给较富裕的邻居（或是享有免税待遇的士绅）以交换免除纳税义务的自由，以及对其属田产之永久租约。到了17世纪早期，帝国大部分的田地可能都由现代学者所称的“租佃地主”所有，而由平民小户耕作与管理。作为征服者的清朝拒绝依循明代立国者实行系统性土地改革的前例，而最后选择承认汉人精英在经济上的支配地位，以换取他们认可清代的政治合法性。不过，明清改朝换代之际的农民战争本身就以提升了佃农的地位。逃遁到乡间去的地主抛弃或者贱价出售他们的产业。战争降低了人口压力，同时提高了劳动相对于土地的价值。其结构之一是重新回到自有小农拥有田产的模式。而另一个结果则是亟需劳力的地主给予意愿且有能力的佃农永久租佃权或田面所有权，只是需要以缴纳地租为条件。这样的安排给佃户一种安全感，且给他们改良生产或实验新作物的诱因。因此终清一朝增加的农业生产力，大致可跟上这个时代大量增加的人口。批评者主张教育女性是项浪费，因为女性的心智不足以掌握经典的本义。受教育的女性事实上对社会是项浪费，因为女性的心智不足以掌握经典的本义。受教育的女性事实上对社会是项浪费，因为女性的心智不足以掌握经典的本义。受教育的女性事实上对社会是项阻碍而非利益，因为她们只会读些通俗小说与其他杂书，而让她们的视野不必要地拓展到合宜的家庭领域之外。如同与之相对应的英国，清代士绅无论在家乡或在城内都是具有一定文化与政...
• 如林

  2019-06-18
  1722年康熙辞世后，雍正与父亲的个人宿仇取得和解，通过停战协议或贸易来平定蒙古各部。但18世纪50年代末期另一次公开叛乱，让表面上宽宏大量的乾隆皇帝，对人数超过50万人的准格尔残部展开灭局战争。准格尔族被成功歼灭，清扫一空的草原很快就重新移入上百万清帝国属民。虽然乾隆不理会大臣反对出兵的劝告，但他热切地试图说明新疆值得占领，以冲淡他们的批评。乾隆从未成功，保有这片领土在清朝统治期间一直都是财政上的负担。理论上能自给自足的屯田制移植到新疆后，却一点儿也无法维持自给，还须持续地从中国内地进口米粮。开发新银矿、建立牧马地、由国家提供种子与工具、半征召的农民移垦区（并搭配初期免税的措施），以及选择性地对汉族商人开通贸易路线，种种作为都有所帮助，但都不足以支应不断上升的军事与行政化肥。对新疆最成功的运用是将之作为流放之地。一项数据推估1758—1820年间帝国的总督有10%曾被贬谪到此，同样也流放了相当大量的地方官员与成千上万的一般罪犯。1768年一群被流放的最烦因酒醉指挥官的虐待而起身反抗，结果遭到屠杀。这显现出新疆本身是个充斥暴力的棘手之地。本地与移居进来的穆斯林人口对满足或汉人领主发动的反抗时有所闻，且愈演愈烈。尝试通过忠诚度不高的地方首领间接且话费较少地治理当地，其结果至多只能说是成败参半。虽然与扩张中的沙俄帝国不时进行协商来确定帝国疆界，但与俄国的边界冲突重来没有停止过。19世纪下半叶，内有大规模的叛乱加上来自海外列强的侵略，使得清朝无法提出有效的对策，新的边防也陷入危机。
• 如林

  2019-06-18
  帝国通常扩张到一个程度，到其欲维持不断增长的边界相对于邻国具有军事优势所需的之话费，加上内部管理与维持稳定所需的花费，庞大到帝国财政难以负担之际。为了因应这些财政需求，政府试图从境内经济生产中征取更多收入，此压力不断升高而造成帝国经济的崩溃，而政府的赋役机构为了满足帝国扩张的财政需求加剧了社会不停等（通常较易从穷人而非富人身上征收较高比例的税），导致帝国的社会崩解。由此导致的紧张与敌意让维持内部稳定的花费愈益增高。在这样紧绷的状况之下，多数的帝国崩解为数个较小的、较易统治的政体或国家，此时帝国政权便成为历史。农业生产被认为是帝国经济的基础，而清政府的收入绝大部分来自从农业生产课取的税收。清代土地税收是两种赋税的结合，其一是根据每户成丁人口所课的丁税，其二是根据每户持有的田地，以预估收获量课征的田税。在18世纪20年代之前，这两种税赋分开征收，直到清朝的第三位皇帝雍正决定取消丁口税。而仅向各户亦土地课税，即所谓“摊丁入地”。在这项改革将税收负担转移到土地持有者身上，依照其持有的土地征税。此改革本质上是进步的，土地精英虽试图反抗，但没有太大效果。无疑地，清代科举制度是给那些出生地域或出身不那么好但有才能且有抱负的人一些提升自己经济地位的机会。在一定的严格限制范围内，他们似乎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大部分考取功名的人，若不是那些及第成名者的后代，就很有可能是他们的近亲之中已有登科及第。也就是说，要考取功名仍有一定的社会门槛，这受限于科举考生须受密集而长时间的教育，为此须付出的代价让某些人无法获得晋升上层社会的机会。然而对于书记与延师受教的话费还比不上牺牲劳动力所造成的损失。一户家庭享有一定程度的经济实力，才足以牺牲一名男性后嗣的劳动力（且通常是强健的男性，因为学习经典与 训练考试相当需要体能），并可资助他花费十年的时间准备成为考取功名的“候选人”，即使经过这样长久的学习与付出，他...
• 如林

  2019-06-18
  1636年，皇太极以当时可想象出来的、最挑衅的方式向明朝发出战书：他将“后金”王朝改称为清朝。根据中国五行原则，明朝的朝代名属火，自然会胜过熔于火的金朝，而属水的大清将可熄灭明朝的火。帝制时期中国任何朝代成功建立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在地方士绅与中央官僚间进行联盟。历史上士绅阶层在朝代更迭之际仍能保持相当的稳定。一些人或家族在遗民反抗中丧生，也有人在新王朝中成功地提升自己的地位，但总体来说他们仍顽固地支持自身的地方利益。帝国晚期的士绅并不认为自己可坐上皇帝的位子，这点他们不像同时期日本的武士阶层。因此新的王朝要不是像明朝一样由反抗的群众所组成，就是如同清朝一样由侵略的外族所建立。然而无论谁取得帝位，在许多层面上士绅阶级绝对为巩固新朝代所必须。除了作为帝国官员的人才库之外，经由教书、公共宣讲、执行祭祀与其他公开仪式，士绅是展现在地势力的控制者，因此他们是建立新王朝正统性的重要声音。更世纪的说，他们通过慈善活动、领导地方事务等来稳定地方社会；通过官方与半官方的管道对政府在地方上的税收体制也很重要。对于有野心的王朝来说，与这些团体有效地结盟是最根本的，清朝也在初创的数十年间努力地经营彼此的关系。清朝继续以更为实际的方式与地主精英建立联系，其中最显著的是清朝选择不去做的事。明朝曾以“归田于民”的政策取得权利，迅速地没收许多打地主的私有土地，重新以小块地分配给家庭规模的耕作者。而清朝不做这样的事。虽然在北京周围与华北其他地方，清朝圈出皇家、旗人与官方的庄田，但主要都位于李自成怕乱中毁掉的区域。然而在其他地方，清朝宣布有意尊重现有产权，并且帮助因战乱流离的地主重新找回他们的财产。清朝同时也帮助精英重新取得对劳动力的控制。例如在河南南部高地的光山县与商城县，农作中惯常有家奴作为劳动力。这里和其他地方一样，改朝换代即意味着受奴役者的反抗浪潮。在1658年，有传言说，朝廷宣布了全面解放，...
• .

  2017-07-22
  一场革命需要三个条件：意识形态、组织及机会。在清帝国所剩无几的日子里，绝对有意识形态，但薄弱且大多不甚明确。……并非没有组织，却是过分分散在职业人士、学生和新军士兵的小组织；……但就第三个条件而言，机会无疑是存在的。……一个类似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夕之大恐慌笼罩着社会的翻版，突然、普遍而焦虑地认知到大清王朝天命已尽。
• 红皇后

  2017-01-03
  清帝国的历史为我们现在认为的“中国”政体与社会设定了基本条件，其影响范围既深远且全面。
• 红皇后

  2017-01-03
  所有这些组织以它们自己的方式，响应在人口密集的社会中对稀少资源更激烈的竞争，响应更大的个人社会地位变化与清代文化混合所形成的疏离感，响应当代经济复杂情势所带来的机会意识。
• 红皇后

  2016-12-31
  中华帝国可远溯到公元前3世纪的秦始皇，在其漫长的历史中说明了中国可以被征服，但不会永远分裂。中国内部似乎有某种重新自我导向的机制，在经历一段分崩离析的时代后，随即紧接着更长久的整合统一。
• [已注销]

  2015-07-17
  中国民族主义史学写作始于1910年代晚期的五四运动，基本上将清代中国描写为西方国家以及后来的日本等日益炙盛之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受害者。在这样的史学传统之下，自然有很好的理由接受如此的形象。但此种刻画所掩饰的是，清朝自己也参与了帝国主义的竞赛，而且至少字啊18世纪末之前非常成功。在西方，历史学者已不再将中国描写成受害者、或一个特例，而是众多在大致上相同时期之欧亚大陆星期的数个近代早期帝国之一，包括蒙兀儿帝国、莫斯科罗曼诺夫王朝、鄂图曼帝国与大英帝国等等。现在让我们注意的并非帝国间的差异，而是其帝国野心的共同特征：在广大范围内施行集权管理的能力、精心经营的多元族群共存与超越国族边界，以及同样重要的、侵略性的空间扩张。在清朝的前一百五十年，领土较明帝国增加了一倍多，并大部分遗留给20世纪的后继者，被视为今日中国的疆域。对众多参与领域扩张的清代士兵、政治人物和思想家来说，与此征服行动相连结的，是和欧洲经验并非全然不同的“文明使命”。在中国自身历史中的一些特殊产物，如父系从夫居的家庭制度、财产诸子均分制、乱伦禁忌、婚丧礼俗、定居农业、土地产权登记制度与户籍制度，以及对中文的读写等等，被积极地移植到边疆或殖民的地域，而作为文明人类社会的典范。如同他们的子民，若这些概念对王朝有用的话，清朝统治者亦汲而取之。但多半时候，清代的扩张动机却很不相同：其利用了内亚历史使命的信念、不同族群对帝国安全的需求，以及有时个别君主的好大喜功。
• [已注销]

  2015-07-17
  1722年康熙辞世后，雍正以父亲的个人宿仇取得主控权，透过停战协议或贸易来评定蒙古各部。但1750年代末期另一回合的公开叛乱，让表面上宽宏大量的乾隆皇帝，对人数超过50万人的准葛尔残部展开灭族战争。准葛尔族被成功歼灭，清扫一空的草原很快被重新移入上百万的清帝国属民。以此次对准葛尔部的胜利为基础，从1757～1759，乾隆占领了从塔里木盆地到准葛尔南部与西部等，这些由突厥、维吾尔与其他穆斯林民族居住的领域。这些战场上的征伐，要比说服那些国内的高级汉族士人接受这些战役要容易得多。士人认为草原上的民族传统上不会对中国本土造成威胁，故没有必要占领这些大草原。备受信任的大学时刘统勳、长期在西北担任督抚的陈宏谋，以及其他官员，一个接一个地进言反对此计划，且在1760年会试中留下有志一同的答案，微妙地谴责这些战事徒劳无功，是帝国妄自尊大的浪费表现。乾隆漠视这些批评，并在1768年宣布把先前并入版图的区域名为“新疆”。他透过此举将帝国扩展至现今中国主张的广大领土，同时留给继承者一个挥之不去的族群冲突问题。虽然乾隆不理会大臣反对出兵的劝告，但他热切地试图说明新疆值得占领，以冲淡他们的批评。乾隆从未成功，保有这片领土在清朝统治期间一直都是财政上的负担。理论上能自给自足的屯田制移植到新疆后，却一点也无法维持自给自足，还须要持续地从中国内地进口米粮。开发新银矿、建立牡马地、由国家提供种子与工具、半征召的农民移垦区（并搭配初期免税的措施），以及选择性地对汉族商人开通贸易路线，种种作为都有所帮助，但都不足以支应不断上升的军事与行政花费。对新疆最成功的运用使将之作为流放之地。一项数据推估1758～1820年间帝国的总督有10%曾被贬谪到此，同样也流放了相当大量的地方官员与成千上万的一般罪犯。p98在1750～1760年代清朝征服新疆之后，乾隆展开对新疆的农业殖民政策，部分是为了保证驻扎此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