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录

• 不佚

  2021-04-10
  P106:别人都忙着向西方认同，他却在向中国认同。
• 不佚

  2021-04-10
  P102:他说到水，说每个人的"水"是不同的，最宽广的是海，第二宽广的是川，第三是河，最后是塘那种……他当时看我，说我水之一栏是川，我觉得他对我有一种预示，我在想我的生活大概会比较宽广。P103:他说最硬的是槟榔木，特别不能圆通，他说我妈妈就是槟榔木，最不容易受人家影响。
• 安于做梦

  2021-04-07
  很可惜安格尔去世以后聂华苓再退计划就萎缩了，数年以后新来了一个人，是一个瑞典人，研究捷克聂华苓是要物色一个对第三世界有兴趣的人，可以保持原来的性质和风格。他主持的时候规明显缩小，我后来去过一次，20年，立场性也不像当时那么鲜明了。但是由于华的影响，依然对中国人厚。我们那届人最多，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我们脑子里外国就是西方，不料一下子出来那么多“问题国家”。一个印度尼西亚的诗人朗读他的作品的时候有一句话特别响亮：有这么多题在面前，可我不能回过头去，只能面向它。就是这种气氛，很革命的，很左翼的。后来陈映真觉得我的思想倾向也蛮危险的，于是在我们后来的旅行中安排我的活动。
• 安于做梦

  2021-04-07
  张新颖：你这个说法提醒了我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文学写劳动，把劳动写得带有享受性质，这个很好，但是太少了，在当，刘庆有时・但是的来说确实是很少。大多是动写得很苦啊，我觉得是有点问题的。正常的劳动——王安忆：这和知识分子的遭际有关。知识分子遭遇劳动一般都是受惩罚。张新颖：我们的作家写农民的劳动，其实体会不到农民的劳动是怎么回事。农民看庄稼一点一点长，其实心里是有感情的。王安忆：会活的农民会于得干干净净，身上、农具上都很干净，做出来的活很漂亮。张新颖：对。我看刘庆邦写一个农村的女孩子去挖地瓜，起早贪黑的，但是她心里有一种喜悦，一下子挖到一个地瓜的那么一种喜悦。但是这个在我们当代文学里面太少了。王安忆：当代文学的控诉性大强了，劳动其实被意识形态化了。张新颖：我得这个其实可以写一篇很好的文章，就谈谈劳动，很有意思的。王安忆：其实劳动是很美的，当然它不能超负荷。张新颖：还有我看你写《富萍》，最后写到一对母子在家里糊纸的情，我看到这里就觉得你写得特别温硬，换一个人就会写得很王安忆：这正好能养活他们一家子，贫弱的人能够养活自己，有什么不好呢？
• 安于做梦

  2021-04-07
  王安忆：有一点像。《妙妙》其实也是写弱者的奋斗，这一类人的命运我个人是比较倾向关心的，这好像已经变成我写作的一个重要的题材，或者说一个系统。她们都是不自觉的人。有时候不自觉的人比自觉的人有更多的内涵，自觉的人他都是知己知彼地去做，他有理性，于是理性也给他画个圈，有了范围；不自觉的人却可能会有意外发生，他们的行动漫无边际。像米尼是不自觉的，妙妙是不自觉的，后来的王琦瑶也是不自觉的，《我爱比尔》里的阿三也是不自觉的。说她们不自觉，不是说她们不知道要什么，而是不知道不要什么，她们凭着感性动作，茫茫然地，就好像一块石头砸进水面，碎成一片，她们最终都是砸碎自己的命运，有多大力气，砸多么破碎。这类人一开始进入我的写作，好像还不是那么很显著的，后来变得越来越显著。她们都是很盲目的。她们要一样东西就是去要，去要，需要付什么代价，则全然不计较。这是我很欣赏，也很愿向其学习的，这就和我自已有一点关系了。可我是读过书的人，我从事写作，许多欲求不得的东西在虚拟中实现了，而她们是以自身为付出，我很钦佩她们。其实妙妙这个人，她很简单，她就是一个渴望走入现代社会的人，她就要走到她所身处的社会的前面去。但是她实在是局限太大，她的现代化蓝本那么少，能力又不足，所以她只能违反现有原则。别人怎么做，她偏不怎么做，因她要和他们不一样，她要过一种特别的生活，于是，就把自己赔进去了。她把自己孤立起来，真正意义上的孤立起来，不像我，赔进去的其实是虚拟的代价。所以我们，写作的人，以写作这种其实更加社会化的方式最终将自己纳入了主流。她们都是勇敢的人，几乎是艺术的人生。我在劳教农场里遇到过很多这样的女性。我去白茅岭女劳教大队，先去挑选片，我和宗福先两个人同去，因为他们那里有规矩不让单独面对面，必须两个人同时在场，尤其是男性，更加不能够与她们接触了不晓得是为考虑谁的安全。那么我们就两个人一起谈。翻了几百张卡片，从中挑选了十四个...
• 安于做梦

  2021-04-06
  王安忆：我还是强调这个老先生说的话，我的意思是说，当你去做这件东西的时候，你无意表现自己反而会留下个人风格，所以我就觉得艺术家应该是个工匠，千万不要觉得工匠是贬低的意思。这个老先生他还讲了一点，他说在中世纪的时候艺术是表现他者的，就是神，而今天，民主的社会，艺术者没有他者了，只余下自我。但是他说其实有过一个机会，当然这个机会对不对我们再讨论，那就是苏俄的文学，苏联的文学，社会主义文学，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工人阶级，又开始有一个为他者的价值观念，他意思是说写作者，有一个和他者的关系。这就是我所要强调的。张新颖：他者？王安忆：他者就是创造对象，我要创造一样东西，那东西和我主观的东西不是有直接关系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实在与自己拉得太近，比如说我今天不高兴，那我就要表达一下我的不高兴，主观性太强。张新颖：那个主观其实是很小的。王安忆：资源很少的。张新颖：又是一个人的，个人的。
• 安于做梦

  2021-04-06
  王安忆：我就觉得工匠他做东西和自己特别没关系，他很肯定，我就是要做一个椅子；艺术家从来不说我要做一个什么东西，而是要强调他的心灵受着什么样的思想迫使。工匠就是要做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好像和他自身没什么关系的，可是一且他用手在做的话，他的感情，他的情绪，肯定会流露在这个椅子上边，但他做的时候并没有这个自觉性。我200年去日本的时候，拜访一位著名日本文化学者加藤周一，我觉得这个老先生很了不起，他跟我作了一次谈话，两三个小时的谈话，有个观点我觉得特别好，他说代的艺术家一一在十四世纪以前，那个时候的艺术家，他说，他们做东西从来没有想过我要表现我的个人风格，他只是要做一个活计，可他的个人风格却形成了；今天的艺术家都知道我要表现我的个人风格，最后风格却没有了，没有风格。张新颖：今天这个观念是从浪漫主义来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觉得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们现在的文学创作，它有一个作者的观念，作者其实是个很重要的东西了；但是在浪漫主义以前，作者不是这么突出地重要。比如我们说《巴黎圣母院》的作者是雨果，《荷马史诗》的作者是荷马，这是两个概念：虽然我们说《荷马史诗》的作者是荷马，也用作者的概念，但其实他和作品的关系与雨果和《巴黎圣母院》的关系是两回事。到浪漫主义那里，它开始强调文学是个人心灵的东西，文学是个人的东西，个人心灵是无限丰富的，这个无限丰富的心灵可以创造出文学，创造出高于现实生活的一个世界一一就是说文学的源泉可以在个人心里面，而个人是独特的，是唯一的，你为什么要创造文学？就是你要表现独特的一的世界，把你独特的唯一东西表现出来，虽然不一定是很完整很完美的，但是和别人不一、后会把这个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推崇到非常高的地步，把独特性到非常高的地步。再后来，现代主义虽然反浪漫主义，但是把这更往前推了。浪漫主义以前的文学，还不要说荷马，荷马当然大了古典主义时代，还是强调作品应当合乎这样的规...
• 忽然想到

  2020-06-05
  《妙妙》其实也是写弱者的奋斗，这一类人的命运我个人是比较倾向关心的，这好像已经变成我写作的一个重要的题材，或者说一个系统。她们都是不自觉的人。有时候不自觉的人比自觉的人有更多的内涵，自觉的人他都是知己知彼地去做，他有理性，于是理性也给他画个圈，有了范围；不自觉的人却可能会有意外发生，他们的行动漫无边际。像米尼是不自觉的，妙妙是不自觉的，后来的王琦瑶也是不自觉的，《我爱比尔》里的阿三也是不自觉的。说她们不自觉，不是说她们不知道要什么，而是不知道不要什么，她们凭着感性动作，茫茫然地，就好像一块石头砸进水面，碎成一片，她们最终都是砸碎自己的命运，有多大力气，砸多么破碎。这类人一开始进入我的写作，好像还不是那么很显著的，后来变得越来越显著。她们都是很盲目的。她们要一样东西就是去要，去要，需要付什么代价，则全然不计较。这是我很欣赏也很愿向其学习的，这就和我自己有一点关系了。可我是读过书的人，我从事写作，许多欲求不得的东西在虚拟中实现了，而她们是以自身为付出，我很钦佩她们。其实妙妙这个人，她很简单，她就是一个渴望走入现代社会的人，她就要走到她所身处的社会的前面去。但是她实在是局限太大，她的现代化蓝本那么少，能力又不足，所以她只能违反现有原则。别人怎么做，她偏不怎么做，因她要和他们不一样，她要过一种特别的生活，于是，就把自己赔进去了。她把自己孤立起来，真正意义上的孤立起来，不像我，赔进去的其实是虚拟的代价。所以我们，写作的人，以写作这种其实更加社会化的方式最终将自己纳人了主流。她们都是勇敢的人，几乎是艺术的人生。
• 素年何时

  2020-02-15
  王安忆：还与我们没有发生浪漫主义运动有关系，其实西方现代媒体也是很发达的，可是他们在整个浪漫主义运动里已经培养起了书评、画评、乐评、剧评，已经形成经典批评的传统了，即便是有媒体出来喧嚣也不要紧，它还有一个更加主流性的评介，似乎我们中国没有这个酝酿评介系统的过程，就直接进入媒体时代，所以我们今天的什么文艺批评哪，就是媒体啊，没有严格的批评，就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又回到方才说的源上来，我说你看西方作家作品都是那么套着来的，你会觉得他们没有独创性，而我们特别强调独创性，过于强调独创性。我说文学家就是工匠，就是在做活，做到一定程度的量变自然会有质变，但这个量也许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去完成。我们强调独创性，这已经是我们艺术评价的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它不断地要求你提供新的内容，这是一个机动的标准，而不是一个衡定性的标准。
• 无异议

  2020-01-14
  王安忆：只有年轻才会想到去写作去投稿的，这是件很自然的事情我们这批人出来都是三十多岁，铁凝啊，张炜啊，都是这个年龄尤其是铁凝，很早就写了《夜路》，那时オ刚到二十岁吧，也很好。而且这些人受教育不多，文字修养全靠读书读出来，文字出手就很老到的，不像现在小孩是考试考出来的教养，写出来的文字，一看就晓得，没读过什么书，水得要命。我的文字不算老到的，我的文字我知道，我的文字一开始是很幼稚的，慢慢慢慢才好起来的。
• 无异议

  2020-01-14
  王安忆：我就觉得二十世纪的作家或者说现代派的作家，他告诉人们的都是方法，就像教科书一样。余华曾经写过一篇非常短小的文章，在一个外国文学的期刊上，他就讲到卡夫卡和托尔斯泰，他说托尔斯泰好像是一个银行，也就是说他可以是取之不尽的，可以再生的，不断不断地在繁生，而卡夫卡就只是一笔贷款。他说得很好，我很同意他的看法。我觉得二十世纪的东西大多就是方法，教给你很多方法，古典作家他给你的是教养，是整个教养，所以我现在很怕别人分析作品，拿出十八般武艺来解构，好作品不能分析的，真的就是不能分析的一些东西。其实读书就是教养的培养，教养还是得从小培养起，你大了以后水都泼不进了。现在这代作家吧，真的还是比较缺教养，这也是有的时候后劲不足的一个原因。学来的方法很快就用完了，而且你看到进来一个方法会有那么多人用，哗，都挥霍掉，再进来，再挥霍掉，挥霍得特别厉害。
• 豆友194972259

  2019-05-12
  张新颖：他们两个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张文江，你别看他讲得很玄，可他所有的想法都是跟自己亲身的体验有关系的。那么史铁生有一个问题，他要把他的思想跟自己的体验剥离开来，他的思想、他的抽象的想法，其实是为克服自己的局限性，特别是命运的痛苦，思想成为拯救痛苦的一种东西。他一定要往抽象的东西走，越抽象，就越离开自己具体的痛苦。他是这个方向，可是张文江强调的方向倒是相反的，你一定要走到你贴心贴肉的那个方向，思想再抽象、再玄虚，一定要跟自己的东西结合起来。我是比较赞同张文江的方向，所以我对《务虚笔记》是多少有点失望。我特别喜欢史铁生这个作家，我就觉得这么好的一个作家，然后他经受这样的折磨。一般的人当然不能故意去经受这个折磨，但是他已经有了折磨，这个折磨其实是一笔财富。不一定是直接去写痛苦，但是如果能把亲身经历的，把痛苦的信息带到文字里去，这样的东西一定是最好的，一流的。但是，他的问题是，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跟这脱离开来，否则没法过下去。所以，从人上来说，史铁生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非常了不起的人；从文学上讲，他的力量还没有达到既可以使自己能够接受这样一个命运，又可以直接地面对它，接近它。他克服痛苦的办法等于是离开它。能力更大的人就是完全可以接近它，正视它，把痛苦挖掘到更痛苦的地方，把痛苦扩大。当然我这样说，是过于苛求了，也是站着说话不怕腰疼。王安忆：上次台湾出《务虚笔记》，不是要我给他写序嘛，那我真是看到血都要吐出来了，我必须要找到一个脉络。张新颖：我看到你那篇文章，我觉得你写得很好，就是感觉好像没有结尾似的。但这没有结尾，不是你的问题，是他的问题，就是到了那儿。王安忆：这个长篇真是非常难读，最主要还不是我读不懂，是我读的时候，心里很怀疑，这里面是不是有那么多东西？是不是我将它们搞复杂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张新颖：他把一切都抽象了之后，符号化之后，这东西有的时候就会感觉有点空了。其实对...
• littlerice

  2014-07-13
  王安忆：自己心里有数的。我跟你说没有一个作家不清楚的，是作家都知道。你看有些作家特别在乎别人的评论，然后声嘶力竭地为自己辩护，解释自己的作品，心里都很清楚的。清楚自己究竟有多少实力，又使出了多少，实现了多少。一部作品写出来，任凭别人怎么说，真知道好坏的就是作家自己，没有例外的。除非是特别愚顽的人。
• littlerice

  2014-07-13
  王安忆：散文呢，散文我就觉得谁都能写，现在可能也是给这世道搞的，谁都能写散文。只要识字好了，报刊又多。我觉得对我来讲，写散文其实蛮难的，像我自己的话，写散文就像在磨刀一样的，写散文它有一些难度，写什么就要像什么。小说呢反正你是虚构的，画鬼画狐都可以。我觉得写散文有的时候对我是一个训练，就好像绘画里的写生课，我就只能从这个角度去看，我本人对散文确实没有太大的兴趣，就好像是一个余兴节目。
• r2g2

  2019-12-10
  王安亿：对呀，这就是他的一个问题呀，他好像就不屑于和小孩子多说话的，不像我母亲。我父亲到老的时候才想起我们，可这时候我们又大了，我们又不屑于和他说话了。这个父辈与子辈之间的感情吧，是从小生就的。张新颖：这有个男人和女人的差别，母亲就是要跟孩子亲近一点。可能很多的父亲都有点像你父亲那个样子。王安忆：其中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像我母亲是一个特别喜欢孩子的人，而我父亲年轻时是不要孩子的，我父亲自己是个孩子，他像长不大，他是个不要孩子的人，到老年的时候对我们也不是对孩子的喜欢，他对子女的需要是出于一种安全感。他不像我母亲，我母亲就是特别爱孩子。
• 饼Pro

  2013-01-24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恰恰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他们今天做什么事情明天就要在小说里面表现出来。我觉得他们太快地把经验变成文字，你看和老师吵两句嘴就写下来，喝点东西也写下来，太快地就变成文字，没有经过创造。和海明威同时代那个女作家，斯坦因吧，她说过一句话，后来我一直用这句话来理解我妈妈这一代人：个人主义是人性，共产主义是人类的精神。反叛肯定是处在一个需要挣脱的状态，这东西把你束缚住了，所以你要挣脱一下。可是现在，百无禁忌，在这样放纵的状态中，还有什么需要反叛，反叛还有什么革命的意义？现在，反叛是剩下一个姿态了，现在的人都是形式主义。我们这个时代确实变得——有很多的理由为人开脱了，有很多理由变通。你现在跟他们讲人应该是崇高的，谁来听你的啊？大家都不愿意听，因为马上就能和我们刚刚经历过的之前的时代里边教条主义人性认识挂起钩。所以说中国现在很多事情很讲不清楚。我是特别喜欢生活的质感的，爱情这样的东西特别容易有假象，罗曼蒂克的假象，因而失去生活的质感，所以我觉得写爱情很危险的，写不好就变成了风花雪月。上次我在某一个报刊上看到，有一个水利专家分析安徽的河流，淮河，我觉得他讲的每一点都和我看到的事实是一样的，当时我就特别懊恼，我如果是多点心情去看看周围的我的地理环境，那我会掌握这么多的东西。年轻的时候喜欢滥情的东西么，中国的文化不滥情的，都比较收敛的，就像你刚才谈的爱情两个字，中国文化不大谈爱情，中国文化讲仁义的。那一年她到上海来看眼睛，我搞了两张《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芭蕾舞票，但是那个时候宗璞几乎没有什么视力了，可是她依然非常享受。我说你看不见了，坐在那里会不会觉得寂寞啊？她说不会，我听音乐啊！那时候王尔德关在监狱里面，给他轻浮的小对象道格拉斯写信，里面有一句话是对的：爱是需要想象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