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权力与人

• Cocobolo

  2020-06-16
  于是，2016年在中美汇率争议的历史上出现了一副奇特的景象，那就是中美双方的政府以及国会异口同声地强调人民币应该兑美元升值。在美国方面，美国中下层白人在全球化时代的相对被剥夺感带来了左右两翼民粹主义的高涨，让特朗普和桑德斯等非主流政治家异军突起，他们坚定地反对全球化，批判自由贸易尤其是对华贸易逆差。在他们的竞选演讲中，人民币当然是被严重操纵和低估的，理应对美元继续大幅升值。而有趣的是，2016年的中国政府正在努力应对市场上排山倒海的资本外逃和汇率贬值预期，中国政府反复声明“人民币没有贬值基础”，并且消耗了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来支撑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却无法迅速逆转贬值预期和做空人民币的投机行为。站在两国政府和政治家们的对立面的是两国的金融市场，华尔街、香港和上海的金融机构在看空人民币的问题上形成了一致预期，认为人民币兑美元不但很快跌破7：1的关键位，而且将在未来持续大幅贬值。这种市场一致舆论引发了中国富人和中产阶级的财富恐慌，纷纷将手中的人民币存款换成美元，而他们的羊群效应又反过来进一步压低了人民币汇率，并形成了自我实现的预言（ self-fulfilling prophecy）。在此背景之下，中国政府反而乐于见到美国政治家施压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因为多少有助于对冲掉一部分市场做空人民币的力量。
• Cocobolo

  2020-06-15
  新自由主义的实践或者说试验，先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然后在发达国家自身内部遭到了显而易见的失败。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在接受了结构调整之后，经济大幅动荡，资本大量外逃，货币暴贬，贫富分化加剧，社会道德和秩序崩溃，俄罗斯在借助2001年之后的能源大牛市之カオ得以暂时稳住阵脚，而东欧国家则因为地区一体化而沦为西欧的经济附庸；南非、拉美和部分东南亚国家在制造业上被中国超越，与俄罗斯一起成为中国重要的原料供应国。私有化铁路和其他公共设施并未给英国和拉美带来新自由主义理论许诺的好处，故而许多国家陷入公有一私有一再收归国有的摇摆和循环之中。对新自由主义打击最大的力量还是来源于美国自身的次贷危机和由此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金融市场的放任，对监管的松解，或者更糟糕的是，监管者被金融利益俘获，才埋下了危机的根源。西蒙・约翰逊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他观察过大量身陷金融货币麻烦的发展中国家，深知各种不同表现的经济危机背后都有一群权势通天、胡作非为、绑架政策最终惹出大祸的政治寡头。他写道，“如果你把金融机构的名称覆盖掉，把（2008年金融危机的）报告拿给基金组织的专家看，他会不假思索地告诉你，先同那些惹祸的寡头切割清楚，让他们成为牺牲品，然后我才会给你贷款”。①但这次惹祸的不是发展中国家的皇亲国戚，而是美国华尔街的金融机构，以及不久后欧洲被传染发病的大银行。信奉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华盛顿专家们、政客们为美欧拿出了何种解决方案？当然不是在结构”上动手术、切除毒瘤，而是货币的量化宽松（QE）、政府拯救（ bailout）。通过政府买入企业坏账而稳住经济，再通过大量印钞把利率压到零乃至负数，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国和老年储户一起分摊他们的调整代价，并试图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和再工业化来走出危机，而制造了弥天大祸的华尔街金融寡头们则被轻轻放下、无人受惩，反而在低息和量化宽松的保护下很快恢复元气。曾经作为...
• Cocobolo

  2020-06-15
  当以利率为调控手段的国家面临经济衰退时，利率降到了极低的水平，无法通过继续下调利率来刺激经济，央行通过在二级市场上购买长期债券等非常规资产的方式来投放基础货币以修复利率传导机制，这种货币政策被称为非常规货币政策。①非常规货币政策通俗地被称为泛义的“量化宽松”，但是实际上它往往包含利率政策、资产负债表政策、前瞻指引等三种。利率政策由中央银行通过设定、严格控制短期利率（通常是隔夜利率）来影响金融市场价格；资产负债表政策其实是狭义的“量化宽松”，是由中央银行通过调节资产负债表规模和结构来影响金融状况，比如以非标准条款进行大规模的资产购买从而为市场提供资金。前瞻指引是央行通过引导市场对未来利率设定与资产负债表调整的预期来实现政策目标。
• Cocobolo

  2020-06-14
  概括起来，经济学家们的质疑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收益和代价的估量，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并不能给中国经济带来太多实质性好处，但是会导致人民币汇率人为高估、波动性放大从而伤害出口部门的竞争力；更重要的是，原本存在的内外利差说明资本项目的管制还是基本有效的，而资本项目的放开会导致国际经济金融风险通过资本的大进大出而直接冲击中国金融安全。辩护者的回应则强调，金融体系最大的风险是拒绝和隔离任何风险，对于宏观经济风险和资本流动，中国政府可以用更加市场化的宏观审慎框架取代此前的资本项目管制来应对。二是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和策略问题。经济学家们批评说，以贸易本币结算、离岸金融中心和国际货币互换的模式来推动人民币跨境使用的提升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策略，监管套利的流行最终会形成在岸和离岸之间的货币循环与资产泡沫，日元国际化的失败教训殷鉴不远。他们认为，即便非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可，也应该先搞国内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提升中国贸易部门的竞争力，然后方可徐图之。辦护者们回应说，实践中改革和开放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等到所有的改革就绪再开放，则错过了重要的战略机遇。而从改革的可行性而言，应该是以开放倒逼改革。20世纪90年代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行的经常项目的开放，倒逼了贸易和制造业相关的一系列改革，事实证明其成功；同样以人民币国际化为抓手的资本项目开放，即将倒逼金融等高端服务业的结构性改革。三是关于政策的真实意图。批评者们猜想人民币国际化背后的真实驱动力是若干（外资）金融机构的游说和少数决策者的政治虛荣心。而辩护者们认为这种阴谋论和人身攻击无助于讨论，只能反映出书生之见解的虚妄和空谈误国。
• Cocobolo

  2020-06-14
  以中国为例，中国是美元低风险资产最大的外国持有者，在经常项目的贸易中每年仍会获得数千亿美元的顺差，但是被美国以安全为名事实上禁止购买任何战略性资产和军民两用技术产品。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中国还有意愿持有这么多美元债券呢？答案是世界上其他国家会接受美元，因此中国在必要时可用这些美元购买世界其他地方的资产和商品，比如石油和天然气。而对于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国而言，他们需要进口的绝大多数东西来自中国，但是中国接受美元，而且美元债券的流动性和便利性好于人民币，所以可以继续将能源出口所得放在美元债券中。如此，中国和原油出口国一起“建构”出对美元的需求和依赖，并被相互锁定在这种依赖之中。
• Cocobolo

  2020-06-13
  事实上，即便是市场本身都是一种由政府部门创造和维护的复杂公共产品。美联储达拉斯分行华裔副行长文一教授也认同这种观点，在其书中对市场是政府的创造物有系统论述。他认为，贫穷、落后、工业化失败，始终是社会协作失灵的产物，而问题的根源在于，创建规模化的能让现代产业盈利的市场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协作成本，这一成本却被自亚当・斯密以来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忽略了。自由市场并不自由，更不是免费的，它本质上是一种成本高昂的公共品，需要强大的国家力量才能创造。“市场的三大基石是：政治稳定、社会信任、基础设施。”
• Cocobolo

  2020-06-13
  1993年理查德・奥提（ Richard Auty）在《矿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资源诅咒》（ Sastaining Development in Mineral Ecnomies： Resourse Curse）一书中首次提出“资源诅咒”（ resource curse）这一概念，即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非但没能实现经济繁荣，反而出现了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长期低下、收入分配极不平等、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腐败和寻租活动盛行、内战频繁等一系列不利于经济持续增长的现象。一国或者二地自然资源的富集，不但不是上天对他们的思赐，反而是对他们的祖咒从宏观统计来看，一个国家一旦发现并大规模开采自然资源，那么在三五年内他们将经历一个资源业驱动的繁荣，但是在此后更长的时期内，往往出现一系列深度衰退，人均收入水平在低位徘徊，高通胀、高失业和政治动荡是常见现象。这种现象不但出现在治理能力羸弱的发展中国家，甚至连荷兰这样的老牌欧洲发达国家都难以免疫“资源诅咒”。
• Cocobolo

  2020-06-13
  中国东北地区的经济相对停滞，以部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群体的视角来看，主要是因为腐败、官僚主义和对民营企业的不友好。但是这种意识形态和利益导致的偏见显然无法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其他同样存在上述问题的地区为什么没有那么差？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主义认为东北的产业定位有问题，应该搞服装纺织行业然后渐次升级。这一点笔者也恐难苟同，因为其主张相当于让东北退回到低端产业链，然而随着人民币汇率的强势和全国人工工资的提升，中国的纺织服装行业在全球的竞争力将是不乐观的，而且东北恐怕很难雇用到大量廉价女工了。笔者认为，东北之所以出现经济增速的持续下滑，是因为人口结构与人口流动的问题。由于东北是中国各大区域中最早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区域，或者说现代化最早的区域，所以也是男女平等和女性受教育水平上升最早的区域，由此导致生育率先于全国各地下降，因而也就先于全国开始老龄化进程。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压制作用非常明显，主要是消费能力的下降带来市面萧条。如果仅仅是老龄化本身，那么东北的问题还比较好解决，然而老龄化带来的相对萧条触发了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趋势。由于市面萧条，东北地区的年轻人在接受高等教育之后发现很难在家乡找到体面的工作和商业机会，所以必须前往京津地区、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オ能找到其前途。同时因为气候因素，富裕的东北老年人习惯于候鸟般地飞往海南、云南等地生活，②这进一步压缩了东北地区的本地消费和资产价格，从而导致年轻人更难生存发展。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恶性循环：老龄化带来的萧条驱离年轻人，而富裕的中老年人口和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的南向迁徙进一步加剧老龄化和需求萎缩。振兴东北的有效策略，除了常见的产业再定位、中央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等手段，必须找到符合市场规律和人性需求的办法在人口流出的向题上尽快止血。
• Cocobolo

  2020-06-13
  从最新的全球趋势来看，选举民主制度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选举民主制度主要是在新教文明圈内获得相对成功，在非基督教文化圈内制度绩效令人失望；二是成功的选举民主国家都是先实现了工业化再推行民主，反过来先搞选举民主再搞工业化的目前没有一个成功案例；三是多党选举民主并不能解决后发国家所期望解决的许多问题，比如经济技术赶超、腐败治理、政策输出效率、贫富分化、阶级固化、地区分裂主义等；四是在21世纪初全球传播方式变革和政治极化的时代大背景下，欧美自身的民主制度也有待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在此趋势下，再用西方式民主概念当作历史的标准来评判中国民本思想的优劣与先进性，很不恰当。
• Ti

  2021-06-13
  再次，对于国家和政府的消亡的观点显然是受到了当时欧洲流行的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却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国家的功能不仅仅是对抗外侮和巩固生产关系，它还向人民提供各种必要的公共产品，离开了这些公共产品，经济活动和社会秩序无以依托。所以，即便有一天世界政府取代了各个民族国家政权而实现了人类的大一统，只要人性没有本质变化，代表全人类整体和长远利益的政府的存在还是非常必要的。国家和人民之间主要是共生关系而不是压迫关系。
• Ti

  2021-06-13
  奴隶现象并非人类从原始社会进化之后的一个普遍发展阶段，而是一种在时间和空间维度都广泛存在但是非主流的制度安排，不能称之为文明和历史阶段。封建制度在中国早在2000多年前的秦朝时便基本结東，贵族从此成为特例而非常态，平等主义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特征之一。东亚大陆上14亿人口的巨型国家无法将自己四五千年的文明削足适履地装进欧亚大陆西端半岛上5亿人两千多年历史的概念框架里去。带有欧洲中心论色彩的人类历史发展五段论并不符合全球的考古历史事实，更合理的分段可以是原始采摘狩猎文明、农业一牧业文明、工业文明以及后工业一数字文明（关于最新的这个阶段如何定义仍无定论）。
• Bodhi

  2020-08-16
  西方对东方的反超主要原因不在于其政治与社会制度的独特性，而是商业制度创新和市场规模扩张带来的技术进步。西式民主以社会集团的权益为核心，而中式民本以对社会整理的伦理责任为核心......从最新的千秋趋势来看，选举民主制度表现一下几个特点1.主要在新教文明圈内获得相对成功，在非基督教文化圈内制度绩效令人失望2.成功的选举民主国家都是先实现了工业化再推行民主3.多党选举民主并不能解决后发国家所期望解决的许多问题，如经济技术赶超、政策输出效率、贫富分化、阶级固化等4.在21世纪初全球传播方式变革和政治极化的背景下，欧美自身的民主制度也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改革
• 今天我满嘴谎言

  2020-08-05
  决定一国居民收入水平的主要是该国可贸易品部门的竞争力，技术进步也主要体现在面向全球市场竞争的可贸易品部门。一个经济体的富裕程度，仅仅跟其可贸易部门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有关，而其非贸易部门的效率提升和质量提升对于其富裕程度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因为它仅仅是分配环节，同样这么多东西，无论一个社会如何分配，人均量还是没有变。想象一下那位越南裔的美国理发师，如果她回到越南，在河内郊区无论如何打磨她的理发技巧和服务水平，她的报酬水平都无法大幅跃升，因为河内本地人的支付能力仅仅是美国精英阶级的1/10。世界各国各地区，凡是能生产出某些产品和服务并以较大规模和较好增加值水平销售出本国本地区之外的，那么其人均财富量和生活水平必然较高。凡是没有多少东西可以对外出售，或者附加值低的，那么其人民必然比较贫穷。如此，许多流行而含混的思想和概念便得以澄清，制造业为什么重要？所谓“实体经济”为什么重要？究竟哪些才算真正意义上的实体经济？其实，日常生活中人们使用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等概念的时候，真正指称的是可贸易品。事实上，每个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中既包含了价值创造，也包含了价值分配，只不过由于它们的贸易半径不同，参与价值分配的空间和群体范围也有巨大差异。如果你交易半径中居住的都是穷人，那么你获得的价值通常不会高；假如分配半径中都是富人，那么所获通常不菲；假如分配半径非常巨大，那么你的所得取决于产品的定位和竞争力了。 非贸易品由于技术变迁而越来越可贸易化，正在对社会经济运行模式产生深刻影响。传统的可贸易部门是制造业和农业，但是随着技术进步，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成熟，很多非贸易部门正在变得可贸易，互联网对传统服务业的一系列改造，正在深度颠覆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场景和定价体系，无论是餐饮、交通、住宿、零售，还是教育和金融服务，都在变得非本地化：其服务的交付当然仍是在本地发生的...
• Cocobolo

  2020-06-16
  世界市场体系的强大之处在于，短期内它可以带给追随者以更好的福利和更多的交易机会，但是长期看将会“消化”掉外围追随者中的异质文明，包括其制度、语言和组织体系。当年美国冀望于通过接触政策而演变中国，这种战略自信不是毫无根据。如同古罗马时期的体系一样，外围国家的精英必然以讲拉丁语、英语为荣、以能够移民至罗马、美国为家庭梦想。而要跳出这个体系也非常难，因为正常的政府和领袖都难以承受离开体系的风险和困难。所以，如果保持在以美元信用和美国同盟结构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体系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是水中月、镜中花而已。追随美国仅30年，中国的精英阶级便纷纷转移资产转换国籍；继续随波逐流300年，那么汉字的存在都将是存疑的，更不用说哪个政党政权了。每念及此，尽管作为一个典型的国际化精英而占据了全球化时代的不少好处，笔者却总是深以民族前景为忧。从这个意义上讲，特朗普的逆全球化行为，其实才真的打开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机遇窗口。正如上文所说，帝国的政治经济学本质是杠杆，而特朗普所作所为就是主动去杠杆。他以一种自杀式的疯狂向全世界同时发难，以自鸣得意的食言而肥来营造不确定性以牟取谈判中的短期好处，用各种“退群”和推倒重来以便让这个时代打上自己的烙印。笔者称为牟取“违约红利”：借了信用卡不还，你相当于得到一笔红利，但是长期的代价将是昂贵的。在美式全球化的衰退期，美国体制与文化的神话破灭，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模式的光环消失，反而让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坚实与珍贵。彼消此长之间，中国政治安全是得分的。正是在这样的刺激之下，欧日关系、中日关系、中欧关系、中印关系最近都有重要进展，原先以美国为中心的辐辏结构正在发生快速的变化，连横正在转变为合纵，多极化时代真的要到来。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国经济独立并超越美国オ是可能的，以我为中心的全球化才有机会。大礼不辞小让，与这样的战略机遇相比...
• Cocobolo

  2020-06-14
  世界市场之所以如此积极地追捧美元和美国无形资产，是因为体系外围的绝大多数国家认同美国的实力优势、政治经济体制的优越性以及作为帝国的信用。人们之所以相信美元，并非如同美元纸币上所印制的那样“因为上帝而信任”，而是基于美国无与伦比的经济技术实力以及压倒性的军事和政治优势。美国的财富和力量又反过来导致了全世界对美国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承载或者象征了这些文化的商品与品牌的追捧。因此，可以将美国这个中央国家称为依靠信心生活的国家：依靠别人对他们巨大的实力优势和制度优越性的信任和信心，以及他们对这种信任与信心的坚定维护与巧妙使用。
• Cocobolo

  2020-06-13
  公允地说，中国古人在农——牧文明时代表现得相当出色，在中华农耕帝国的时空框架内创造了辉煌的文明成果，其政治稳定性、技术复杂性、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口密度都领先了同时代的欧洲乃至全球各文明长达千年之久。近代东亚的相对落后是由于19世纪中叶欧洲启动工业化之后出现了东西方之间的巨大技术代差，在此基础上西方通过武力入侵和货币体系转换而导致东亚大陆的快速贫困化。西方对东方的反超主要原因不在于其政治和社会制度的独特性，而是商业制度创新和市场规模扩张带来的技术进步。西式民主以社会集团的权益为核心，而中式民本以对社会整体的伦理责任为核心。以西方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来否定和评判包括古典政治思想和制度在内的一切中华古典文明成果，其实是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阶层失去了文明自信，而被西方殖民话语俘获之后的结果。
• 东方既白

  2021-02-15
  近现代中国有一部分知识分子严重缺乏全球视野和历史感，情感充裕面不足，在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基础和学习能力也相对弱，在弥补和追平东西方差距方面落后于本甚至韩国的同行，但是这个掌握了话语权的文人群体，通过顺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观、价值观、世界观来抬高身价并掩盖其自身思想的贫困。他过怪罪古人的所谓专制和中国普通民众的“麻木”而盖自身作为知识精英的天能失职，表现出惊人的逆向种族主义倾向。中国的先贤们很好地完成了他们自己的时任务，而今人的困境和落后主要是今人自己的问题，应该通过今人的努力来奋发而不是在意识到落后之后失去对自身文明乃至人种的信心，更不能把责任怪罪给苛责古人既无助于理解和解决真问题，更导致矮化自身传统，放弃自身主体地位，主动剥了自身文明参与全球文明间竞争与交流的机会和权利。在制度和文化领城，西方之间的长期竞争刚刚拉开序幕，有些人还没充分地正面争便已弃权跪地投其气节可能连东林党都不如。
• 神游在初见午后

  2021-02-25
  丙国则通过某些办法将公共产的成本降了下来，所以私人部门的经济规模远远大于甲乙两国
• Cocobolo

  2020-06-15
  2008年之后，发达国家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对自身和全球经济形成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多管齐下的急救方法使得发达经济体避免了资产负债表紧缩和金融与实体之间的负循环，避免了20世纪30年代的持续的大萧条，维持了当前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牙买加体系）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另一方面，即便有非常规货币政策的保驾护航，美国欧洲白本的实体经复苏都是缓慢而脆弱的，通胀率徘徊在低位，而资产价格持续上涨。非常规货币政策导致发达国家央行资产负债表急剧扩张，但是并没有带来高通胀，也没有带来高增长，从结构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根本原因在于体系中心国家的老龄化和技术进步停滞导致其总需求扩张乏力，因此无论怎么“印钞票”，货币流动性不愿意进入实体经济。在此前提下，非常规货币政策带来的增量流动性被挤人了海外金融市场和风险性资产市场。比如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自量化宽松起迅速扩张了五倍，而同期道琼斯指数从6000多点上涨到27000点，许多美国企业利用低利率政策借人巨量债务回购自己公司的股票，从而确保每股收益和股价持续上涨，以便让公司高管的期权激励计划获得高额红利。这种做法在国际和国内层面都产生了重大政治后果。从国内政治上讲，这种非常规货币政策产生了重大的财富再分配效应。一般而言，绝大部分家庭会拥有自己的房产，所以房产价格的上涨带来的财富效应被视为具有普惠性。而相对于房产，股票和股权在国民中的分布严重不均衡，企业家和投资家拥有绝大部分股票而中产阶级只拥有一小部分股票，占人口很大比例的底层民众甚至根本没有股票和银行账户。股票价格的大幅上涨，使得富人更加富裕而穷人无所收获，从而导致贫富分化更加严重，带来民粹主义的上升。金融危机之后的非常规货币政策，拯救了绝大部分金融机构和投资家，使得他们从倒闭破产的边缘在一两年内恢复为正资产，制造了巨大危机的华尔街竟然没有一人被绳之以法，反而在此后的十年内借助非常规货币政...
• Cocobolo

  2020-06-14
  日本在战后也曾实施过所谓“谢罪外交”，但是其经济外交充满了自利性，这些援助因为附加条件多或者质量较低，而且主要服务于推动日本自身的经济政策议程，所以对于改善日本的政治形象并没有发挥实质性影响。1966年日本主导建立了亚洲开发银行，但是在选址时东京败给了马尼拉，这表明东南亚国家对日本经济外交意图的戒心。0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日本政府意识到美国对其汇率升值的压力越来越大，大幅升值不可避免。在此背景下，日本主动向中国、菲律宾等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提供大额无息或者低息日元贷款，并将其包装成出于“谢罪”意图而做的发展援助。但是在80年代后期，日元兑美元大幅升值，在两年内迅速翻倍，数年内从260：1升值至100：1。直到此时，接受这些“优惠”贷款的邻国才发现再次吃了日本的哑巴亏。非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纷纷抗议，要求与日本重新谈判还款方式。事后来看，所谓优惠贷款其实是日本政府为了对冲本币即将到来的大幅被动升值而做的策略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