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

• 书语心听

  2020-08-12
  范式（paradigm）是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首先提出的概念。指的是在某一学科内被一批理论家和应用者所共同接受、使用并作为交流思想的共同工具的一套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包括认识事物的模型、例证、模式、假定、理论等，其功能是从某个角度化繁（现实世界）为简（理论世界），从而建构一种新的理论体系。
• 书语心听

  2020-08-18
  某种思想意识形态把“文学”从众多古代文献中分离出来，这是“文学”的客体化过程，与此同时，“文学”进入教育体制以供人们分析研究，这是“文学”的制度化过程。文学史先是在中学、大学纷纷登台，在学科建制当中立足，然后在职业化的大学里成为必修课，经过这种制度化的过程，中国文学史终于变成一种共识和集体的记忆。
• 书语心听

  2020-08-13
  王瑶在“反右”运动中在《文艺报》发表头条文章对“右派分子”进行责，1958年又发表批判冯雪峰的文章，半年后，王瑶自己遭到包括洪子诚在内的学生的批判，“他（指王瑶）批判冯雪峰的依据和逻辑，也就是半年后我们批判他的依据和逻辑”。洪子诚与他的同学通过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讲话》以及周扬的文章来寻找王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学生写的长文同样发表在《文艺报》上。到1966年，则轮到已成为教师的洪子诚自己受到学生的批判。
• 书语心听

  2020-08-11
  其五，“文学史”的目标是确立经典作品和经典作家，而对经典的认定，取决于我们对“文学”和“历史”的现代性认知。
• 书语心听

  2020-08-11
  其四，“文学史”表现的必须是“文学”的“历史”。
• 书语心听

  2020-08-11
  其二，发展的历史当然是在线性的时间观念中展开。既然历史是线性的历史，那么，历史就必然有过去、现在和未来。因此，必须对文学史进行分期，文学史必须描述文学的“起源”。其三，有起点就会有方向。文学史必须明文学历史发展的因果联系，要阐明文学发展的规律。
• 书语心听

  2020-08-11
  要在新史学的框架中写“文学史”，必须至少符合如下的一些条件：其一，“文学史”必须是历史”的，“文学史”描述的是进化的发展的“历史”，文学史展现的是一个“历史”的进程
• 书语心听

  2020-08-10
  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今天面对的就不是“历史”，而是以历史观念—准确地说，是以进化论为核心的西方历史观剪裁、组织中国“历史”的过程，是一种对历史的“写作”。而“文学史”，则相应地成为以进化论为核心的西方文学史观剪裁、组织中国文学的过程。
• 书语心听

  2020-08-07
  与“知识考古学”主要关注话语的历史不同，“知识谱系学”进而揭示话语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福柯关注的问题是，权力是以怎样的方式造就了形形色色的主体形式的。也就是说，福柯不再仅仅在知识、语言、话语层面，即不再在“考古学”的限度内讨论人和主体，他从“谱系学”的角度讨论主体，从权力的生产性的角度谈论主体，在他看来，历史学所建构的自由的主体不过是支配身体的权力技术学的效应。因为这些主体完全受制于权力的锻造，屈从于置名的权力、它无时无刻不在被规训和造就，它只能是“驯顺的身体”。福柯认为、在漫漫历史中，话语总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被控制、被禁止、被分配，被排斥、被抽空，被无休止地制度化。在这里，话语的动力其实总是源于制度的需要。“知识谱系学”的工作目标就是要揭示话语和权力之间的隐秘关系。
• 书语心听

  2020-08-07
  “知识考古学”不是对历史的考古，目的不是为了找回未被污染的、原始的历史，而是对知识进行考古，是一种话语研究和分析的方法。在某种意义上，“知识考古学”是以历史学为解构对象的。在福柯看来，以思想史为代表的历史解释学力图追寻话语背后潜藏的真理，或者恢复文本作者真正的主观意图。这种由表及里的现代解释方法以系统性、连贯性和因果性为准绳。福柯明确反对这种追寻“观念史的混乱的、潜在的和邪恶的结构”的方法，认为我们只能对人类的认识史做“考古学”的研究，探究知识得以可能的条件，即支配我们思想和话语实践的推论理性被“组装”起来的各种规则是什么，在福柯看来，这些“组装的规则”无法自我说明，只有在广泛不同的理论、概念和研究对象中，我们才能发现它们。
• 谁

  2020-03-16
  最形象地预示“个人”与“民族国家”内在关系的五四文学作品莫过于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小说写的一个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生活和感受。主人公是一个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并最终发现了自我的多愁善感的典型的新青年，无法忍受异国的压抑生活，最终蹈海自尽。海之前，主人公悲愤疾呼：“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这样的结尾，在许多不了解历史语境的读者眼中难免有些不伦不类。因为小说本来一直写的是青春期的压抑，是个体的生理一一心理危机，结尾却简单而且牵强地把小说主题提升到爱国主义和政治层面，所以许多评论家认为小说在意识形态上是分裂的。这样的评论显然过于拘泥于“小说的常识”。郁达夫的这部小说其实是一个时代的寓言，它揭示了被现代性“发明”出来的个人“荷戟独彷徨”的窘境。“新文学”把“个人”发明出来，是为民族国家认同服务的，“个人”根本无法独立存在，“个人”如果不尽快在民族国家中找到自己的归宿，就始终只能是示路可走、无所归依的“零余者”，像鲁迅笔下的子君，“不是堕落，就是回家”唱。一或许还有第三条路，那是蹈海自尽。由发明了“自我”的郁达夫来亲手毁掉这个“自我”，其实极具象征意义。郁达夫的小说以暴露“自我”闻名，暴露是“发现”，也是“发明”，常常表现破碎的、无目的以及充满不确定性因素的旅程中的“零余者”。这个带有作家自恋的形象刚刚诞生的时候的确带有一种时代赋予的破茧而出的美感，不过，这种“自我”注定是个短命鬼，《沉沦》中蹈海自尽的又何尝不是那个刚刚出生的“自我”，这个“个人”刚一出生就死掉了。
• 书语心听

  2020-08-22
  “现代化”是在“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对立框架中确立起来的一个概念，现代化理论倾向于把现代社会的成长一一也就是从“传统”到“现代”视为一个“自然”的过程。而“现代性”则把这一过程和关于这一过程的话语当成一种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加以反思。
• 书语心听

  2020-08-14
  当文学史推出自己的经典之后，通过教育的手段，这些经典反过来也规定和制约了文学作品的阅读方式，而文学史对经典的解读，也通过教育体制而被一再复制，变成对经典的“经典性阐释”。结果是，文学史在确立经典的过程中，同时也制造了一套特殊的对经典的诠释话语。而对经典的阐释，其重要性决不在经典的确立之下。这就是经典的权威，也是文学史和文学史家的“权力”，经典的建立也就成为一个充满权力争斗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把“文学史”视魏知识和权力联盟的一种形式。
• 书语心听

  2020-08-27
  换言之，并不是文化传统创造了民族国家，而是民族国家创造了文化传统。或者说，是民族国家的建构需要创造出“传统”。民族国家认同需要传统的支持，因此，必须把“传统”创造出来。政治需要有文化的依据并得到文化的支援，但文化并不能随时随地创造，文化是历史的产物，因此民族国家总要回到历史中去寻根。现代国家政治的民族性、文化性依据只能通过学术活动到历史中去发掘，才能制造出个同一的，从远古进化到现代并且通向未来的共同体。但散落在历史深处的文化并不天然地就是这种能符合现代需要的“传统”，它需要学者们根据现代的要求重新发掘、阐释、整理和转换，并最终能够将“传统”同一化和本质化，才能真正为建构现代民族的象征符号提供重要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