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视与不平等
- 书名：歧视与不平等
- 作者： 托马斯·索威尔
- 格式：EPUB,AZW3,MOBI
- 时间：2024-06-13
- 评分：9
- ISBN：9787521730722
内容简介：
个人、群体和国家在社会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人们对这种差异提出了许多解释，一些人认为那些结果不太幸运的人是基因的受害者；另一些人认为这些不那么幸运的人是那些更幸运的人的受害者。
作者简介：
美国社会评论家、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长期任职于康奈尔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艾姆赫斯特学院和其他学术机构以及智囊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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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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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钢2021-11-06核心观点：说人类的偏见是造成不平等的唯一或主要原因，完全是无稽之谈。事件的结果往往是多个先决条件，无论基因或歧视都不是充分和必要的先决条件。I类歧视（基于个人）:Ia完全基于个人；Ib根据群体经验。II类歧视（群体）应注意区分Ib和II类歧视，前者基于群体经验，而后者是无根据的歧视整个群体，例如，某类工作群体经验告诉适合男性，这不属于II类歧视，其本质在于决策成本不同。而歧视者往往由于歧视付出成本，例如无法获得低成本劳动力或市场。在文字世界，人们往往将“成就”等同于“特权”。社会愿景的谬论：“如果没有偏见，那么人类努力的群体结果将是平衡的，至少是可比较的和随机的”，信奉这一谬论的人想当然的认为只有人类的偏见造成不平等，而忽略了地理、人口、文化、育儿数量和质量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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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市民2022-06-13如果索威尔这种学者被称为保守主义者，那我自愿成为一名保守主义者我们更应该去关注事实，而不是被所谓的宏大愿景遮蔽双眼，自我陶醉或许是时候放弃出演那一步能让很多人扮演正义勇士的道德情景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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ミナミ2022-06-16歧视成本决定了歧视的类型，不平等的原因有非常多的先决条件（历史，文化，地理等），但不能全部归咎于歧视，个人成就也不能等同于特权。美国种族简史的作者，这本觉得稍微有点偏激，但是视角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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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非2023-11-26一个分崩离析的社会，极化成分隔的群体认同，过去常被称为是「巴尔干化」的社会，而巴尔干半岛惨痛的冲突、流血和暴行，就是它对所有人可能多具破坏性的例子。但那是「巴尔干化」这个词被好听得多的「多样化」取代之前的事，而多样化这个词似乎假设和主张了各式各样美好的东西，完全不需要去检验那些主张。这个好听的新字词也避免巴尔干半岛惨痛历史——和世界上其他类似的地方——的记忆被唤起。 那些不断使用「多样化」这个词和主张它所假设利益的人，指的不只是不同文化的人彼此的交互。「多样化」这个词被用来暗示正向的交互，对各方参与者和整体社会都有利。但我们无法光靠定义来获得有利的结果。宣扬区隔的身分认同——种族、性别或其他特性——的结果是有利或有害，是一个实证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几乎从未被「多样化」的传道者面对的问题。世界各地宣扬区隔族群身分认同的历史纪录向来十分惨烈，不管是称作「巴尔干化」或「多样化」都一样。 最令人不安的社会真实面之一是，社会中的不同族群彼此忍耐地相处许多年，或者甚至许多世代，直到一些火花冒出，不管是因为特定事件或高明的煽动者挑拨的缘故，突然点燃了一场恐怖的梦魇。 ……一项针对二十世纪巴尔干半岛种族屠杀的研究指出：「仇恨与重大暴力事件发生在过去向来和睦相处，或至少被动接受彼此的族群间。」斯里兰卡是另一个出现很类似模式的国家。当殖民地锡兰在二十世纪中叶独立建国成为斯里兰卡时，许多包括该国和外国人士的观察家指出，多数族群僧伽罗人和少数族群塔米尔人之间良好、甚至亲善的关系，堪称族群关系的典范。因此许多人不仅预测该国将和平度过独立建国期，而且未来前途将比其他多种族的第三世界国家光明。 然而在斯里兰卡独立还不到十年时，一位僧伽罗政治人物鼓吹憎恨较富裕的塔米尔少数族群，并因而出任总理。种族极化先导致通过歧视塔米尔人的法律，继之以暴力和反暴力的循环，最后升高为长达数十年的内战，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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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兕2022-03-25任何对当今世界的认真思考都必然告诉我们，让在世的同代人保持共同的礼仪是一个重大的挑战，更不用说和平与和谐了。无论是在国家之间还是在国家内部，都是如此。承认我们对死者发生的事情无能为力，并不是让我们放弃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奋斗的努力，而是让我们把努力集中在至少还有些许希望的地方——让活着的人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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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非2023-11-26尽管如此，社会移动的实证研究可以用来作为社会移动性移动性是一个事前概念，独立于移动是否真的已经发生。但如果一辆汽车的引擎因为损坏而无法运作，这辆汽车已无法移动，即使是用一辆拖车载着它以高速移动也一样。简单的说，移动性和运动是两个根本上不同的东西，一个是事前，另一个是事后的概念。 多少移动发生无法告诉我们移动性的多寡。尽管如此，社会移动的实证研究可以用来作为社会移动性的测试，甚至是赢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史提格里兹（Joseph Stiglitz）做的研究。他说美国的社会移动性是一个「神话」，它根据的数据显示不出贫民往上的事后移动。以他的话来说：「当社会科学家谈论机会平等时，他们的意思是某个底层的人有可能攀爬到顶层。」 不过，这种可能性不仅受到外部阻碍影响，也受到像个人技能和能力等内在因素的影响。社会移动性是社会容许往上和往下移动的程度，实际发生多少的移动，则取决于个人和家庭让自己获得机会的程度。 以发生多少移动来衡量移动性的作法，好像与个人和家庭的行为完全无关。这当然为宣扬主流社会愿景的人省掉许多麻烦，但它也为那个愿景避开了实证测试。当言语的戏法把事后的结果等同于事前的机会时，内在因素产生影响的可能性消失了。另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迪顿（Angus Deaton），用同样的事后标准衡量事前的机会，因而保护了流行愿景免于被不一致的事实污染的危险。 流行愿景的密封泡泡有时候似乎有被戳破的危险，例如一些文化与国内低所得族群不同的贫穷移民族群出现时。逃到美国的古巴难民是数个这类移民之一，他们刚开始至少和生活在官方定义贫穷线的国内族群一样穷。但当新来者不被福利国愿景及其价值观所阻碍时，这些族群的社经地位往往上升到超越国内的贫穷水准，有时候超过整体本国人口，就像古巴难民后代的情况。 一些赤贫移民族群的子女在学校的教育成就突出，不但超越来自相同所得水准家庭的国内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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