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

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
内容简介:
★社会学学者“潜伏”三和,以白描手法还原“三和大神”真实面貌;一部罕见的真实和诚恳的作品。
作者简介:
田丰,1979年出生于安徽蚌埠,社会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长期致力于人口与家庭社会学、互联网与青少年、社会分层与社会问题、志愿服务与社会治理等方面的研究,近年来先后出版《当代中国家庭生命周期》《生活在此处》(合著)等社会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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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评论: 更多
  • goodfella
    2020-08-19
    实地调研的精神可嘉,但没写出什么东西,信息量没超出现有的纪录片。
  • Sarcophagus
    2020-12-10
    留下了诸多遗憾:没有工作场所的实况,管理机构的对策,亲友与本地人的反应,也没有黄赌黑。理论分析和出路探讨也是“临门一脚欠佳”。但这毕竟是一部深入“味道”之中的田野,作为有暇“启处”者,不能苛责作者,至少,不能苛责第二作者。
  • 阿西
    2020-07-29
    很扎实的研究笔记,其实假如加工下写成非虚构作品或许会很抓人很畅销,只不过这毕竟是学术作品。对于学术作品来说,整本书很简洁明了,虽无过多理论分析,保留了田野调查的那种客观描述的原味,这使我更加好奇调查者在里面具体经历了什么故事
最新书摘: 更多
  • 闻夕felicity
    2020-08-11
    如果说“日结”为三和各方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那么廉价的居住方式则从根本上固化了三和的空间特征。这一空间特征在以往究中,若以居住者经济状况共性描述,有人称之为“贫民窟”着以其城市化发展进程所处阶段描述,有人称之为“城中村”;若以其与中心城区的空间隔离、社会隔离、心理隔离状态描述,有人称之为“城市飞地”。近来,有研究者开始正视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如道格・桑徳斯就将其称为“落脚城市”,认为这是外来人口融入城市的跳板,这些人也促进了下一拨乡村人口的迁移;更为重要的是,“落脚城市”揭示了这类地区(包括空间及居住其中的人)的动态与过渡性的角色,而非简单的固定实体。“落脚”既为所在城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和消费者,同时也为务工群体创造了阶层流动的可能性。它体现了城市包容性与社会阶层弹性的有机统一,是城市活力的来源之ー。但值得注意的是,三和及三和青年之所以被关注,不是因其作为洛脚城市”所表现出的社会阶层弹性,相反却是那些年轻人沉溺于城市边缘和社会底层,甚至是生存极限的自我麻痹的“大神”状态。在舆论的描述中,这里没有道格・桑德斯走访深圳时所发现的:“在每一栋素面的水泥方块建筑里,都可以听到同样的故事:从外地搬迁而来,努力奋斗,供养家人,认真储蓄,规划未来,仔细盘算自己的每一步。究竟是舆论的猎奇心理妖魔化了三和及三和青年的形象,还是三和如同道格·桑德斯所言:“落脚城市具有筛选作用,它把最出色的人留在了城市,其余的人最终只能返回乡村。”0有所不同的是,这里的“其余的人”没有返回乡村,而是留在了三和。
  • 闻夕felicity
    2020-08-10
    日结是理解三和青年及三和社会生态的关键环节,是三和人力市场参与各方博弈的利益平衡点。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日结是各方获取预期收益的规则设计。就招工企业而言,日结降低了管理、薪酬、社保等用工成本,尤其是对于一些有阶段性用工需求的企业,日结更是为其创设了灵活的用工机制;就中介而言,日结保证了一支有着经常性求职需求的劳动力队伍的存在,为其创利提供了无尽的来源就三和青年而言,日结既为其生存提供了基本保障,也为其在时间分配、岗位选择上提供了更大的自由空间。第二,日结也是各方破坏规则以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途径。追求利益最大化是经济学对于经济行为主体的行动目标的基本假设。良性的对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应当是行为个体在符合法律、道德且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通过自身资源优势获得自己所能得到的最大利益的行为。但在三和人力市场各方的博弈中,我们看到,对规则的破坏成为其各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途径。就招工企业而言,巧立名目克扣工资的行为时有发生;就中介而言,夸大招工岗位优势淡化其劣势成为常态;就三和青年而言,描轻怕重、消极怠工,甚至拿钱跑路并不鲜见。
  • 闻夕felicity
    2020-08-10
    像商品一样被转手倒卖,最关键的环节是在人力公司和务工者之间。三和青年对于人力公司作为中介表现出不同态度,当然对中介的态度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对工作的态度。有人说:“没有这些中介早就饿死了,不通过中介从哪儿得到这么多招聘信息,只靠自己去厂里找非常费事。有人还嫌这个中介黑那个中介黑,只要有这些中介就可以找到工作,先别管是做什么,不至于饿死就行。”事实的确如此,在劳务市场中,真正垄断就业信息的是中介和人力公司,只有获取了招聘信息,人们才可能找到“合适”的工作。表面上看,中介和人力公司通过贩卖信息获利,但贩卖信息的前提是有数量充足的务工者成为信息交易背后的实物商品。当然,数量充足对于深圳而言并非难事,也恰恰因为数量充足,才导致中介和人力公司有恃无恐地做出一些违规的事情来,毕竟务工者作为商品在早期的东南沿海地区是供大于求的,进而形成了诸如押身份证之类约定俗成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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