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虑20世纪

• 发表：2024-06-17
• 分类：小说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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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pheus

  2016-06-26
  我们的知识分子在哪里？
• 朱阿宝

  2017-11-28
  当代最重要的左派公共知识分子托尼·朱特的精神自传。二十世纪的智识史不仅是民主与法西斯、左与右、自由与极权之间的斗争，更重要的是，在那些可怕的乌托邦梦想粉碎之后，仍须召唤一种政治伦理与理想主义，“让社会中的失败者恢复尊严和自尊，是标志着20世纪进步的社会改革的中心纲领。”
• 甘草披萨

  2019-09-20
  如想系统读托尼朱特作品，本书其实应该是第一本，沿着他的人生轨迹，了解他的思想脉络与他的著作，结合朱特的人生，也许这样并不常规的传记恰恰最适合也最贴切——“小我”并不重要，融入动荡而风云变革的20世纪的“大我”才是真正想与最后的渐冻症的时光赛跑留下的印记；从年轻时反对越战到日后反对伊拉克战争，纵观他们所有的“议题”、所有的思虑以及对所有社会形态的讨论，朱特自始至终与他的《责任的重负》中书写的三位伟大知识分子一样，站在正直公平正义的一边，无论因此受到多少批评抨击，对他而言这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这才是真正的“责任的重负”；正如书名，不仅思考，更是深深忧虑，朱特的勇敢真诚令人动容，再一次感慨多文化多元背景真是易出卓越人才；评朱特“讲真话”可不是泛泛之说，真的，还是那句话：且读且珍惜

• 无脊椎

  2013-08-02
  p53I suppose that you can shift readily enough from infantile Oedipal considerations to full-fledged Hegelian accounts of the logical template binding you to the history of the species. However, a sensitive, intelligent adult can only indulge such thoughts if they never overtly clash with his own self-interest. But they do so clash if you find yourself a child of bourgeois parents in a country where the bourgeoisie is truly threatened or has been radically dismembered. Because in that case, merely taking your distance from your class of origin is not much help: being the heir to a guilty class suffices to condemn you. In the Soviet Union or communist Czechoslovakia, the outcome of two generations of ``bourgeois' was decidedly unpleasant, at just the moment when their counterparts in...
• 如水圆清

  2022-08-26
  斯奈德：许多法西斯主义者便崇拜列宁，崇拜其革命，崇拜苏联，并视一党制为样板。朱特：讽刺的是，布尔什维克革命和苏联的诞生带给左派的问题远比它们带给右派的更为棘手。在战后初期，西欧人对列宁和他的革命所知甚少。因此，出现了许多根据当地的喜好而对苏联发展做出的随心所欲的抽象重塑：这是一场工团主义革命，一场无政府主义革命，一种适合于俄国环境的马克思主义式社会主义，一种临时专政，等等。左派不得不担心，这场发生在一个落后农业国家里的革命跟马克思的预言并不一致，从而可能带来扭曲的甚至暴虐的后果。而对法西斯主义者来说，列宁主义这些让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最感头痛的地方——对唯意志论的强调，和列宁对加快历史进程的自以为是——恰恰最对他们胃口。苏联是暴力的、果决的，并牢牢地由上面来领导：在最初的那几年，这是未来的法西斯主义者所渴望，并发现在他们自身社会的政治文化中所缺少的一切。它向他们确证了，一个政党可以制造一场革命，夺取一个政权，并在必要时用武力来统治。斯奈德：在最初的那几年，俄国革命确实形成了有效甚至出色的宣传。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布尔什维克还拥有了一种利用公共空间的独到诀窍。朱特：我再更进一步。法西斯主义与苏联的公共面孔常常极为相似。比如，墨索里尼为罗马所做的规划便看上去跟莫斯科大学惊人地相像。假如你对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i Ceauşescu）的人民宫的历史一无所知，你如何判断它究竟是法西斯主义的建筑，还是苏联的建筑？经历了革命岁月的最初狂热之后，他们在高雅艺术上同样有着一致的（表面上是自相矛盾的）保守主义趣味。在音乐、绘画、文学、戏剧和舞蹈上，苏联与法西斯主义者对创新或想象都格外警惕。到了30年代，美学上的激进分子在莫斯科跟他们在罗马或柏林一样都不受欢迎。
• 如水圆清

  2022-08-26
  朱特：即使回过头来看仍让人惊讶的是，“一战”的暴力并没有产生我们今天所认为的那些影响。战争的血腥和毁灭性恰恰让那些认为这是他们青春决定性时刻的人如此欢呼雀跃。当你读恩斯特·云格尔、德里厄·拉罗谢勒或人们对埃里希·马里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的愤怒反应时，你会发现，对前线一代（the Front Generation）的许多人来说，对冲突中患难与共的回忆性颂扬给了战争一种十分特殊的光辉。退伍军人可分成两类，一类是那些终身怀恋鄙俗之物（nostalgie de la boue）的人，另一类则是那些彻底疏远一切形式的国家主义政治和军国主义的人。后者可能占了绝大多数，尤其在法国和英国；但在知识分子中间他们显然并不占多数。布尔什维克革命发生于1917年年底，正值战争结束之前。这意味着，甚至在战后阶段真正开始之前，另一场动荡已迫在眉睫：一场欧洲革命因为战争的中断与和约的不公正（真实的或认为的）而得到了推进和辩护。你如果从意大利开始，一国国看过去，你会发现，如果没有共产主义革命的威胁，法西斯主义者将很难有多少空间让自己扮演传统秩序的担保人的角色。事实上法西斯主义，至少在意大利，究竟会变得激进还是保守仍是不确定的。它向右转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右翼成功地将法西斯主义形容为对共产主义威胁的恰当反应。如果没有左翼革命的幽灵，很可能就是左翼法西斯主义者占据主导。事实上，墨索里尼不得不清除他们，正如希特勒10年之后所做的那样。相反，在战后的英国、法国或比利时，革命左派相对较弱，它使右翼在之后十余年里利用共产主义幽灵的努力的可信度受到了限制。在英国，甚至丘吉尔也因为痴迷于红色威胁和布尔什维克而遭人讥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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