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忏悔

内容简介:
《我们忏悔》由秦晖、吴思等担任编委会成员,王克明、宋小明主编,精细选编了30多篇“文化大革命”亲历者、参与者的回忆和忏悔文章组成《我们忏悔》。这些“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参与者,通过个体性的记忆回顾,呈现当时的历史环境,直面曾经的罪错,向那些被伤害的人们低头致歉。
巴金曾说:“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这些“文革”的参与者、亲历者选择在垂暮之年站出来直面曾经的罪错,值得致敬。
2013年,开启了一场“将道歉公之于众”的个体忏悔接力;2014年,《我们忏悔》出版就是这场接力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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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心声:
再不道歉就迟了……
那时,我们迷信“语录”,崇拜教条;我们扫除“四旧”,轻侮人权;我们焚毁书籍,蔑视知识;我们破坏文物,亵渎文明。一个个“敌人”被打倒,编成了我们的光荣花环;一次次谎言和暴力,铺就了我们的革命途径。
父母悲恸于我们的划清界限,老师叹息于我们的揭发伤害,亲友伤惋于我们的回避疏远,同学强忍于我们的咄咄逼人!师长、父老被侮辱被损害时,我们没想过应该挺身保护;优秀文化被指为“封资修”时,我们没思考也不去怀疑。抄家虐待“走资派”时,揪斗侮辱“反革命”时,我们可能还去欣赏暴力;你方唱罢我登场时,反认他乡是故乡时,我们很少能去质疑荒唐……
今天,我们“脱下面具,掏出良心”,我们要对曾被伤害的人们大声地说:
对不起!我们应该道歉,必须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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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文革”参与者首次袒露心声,直面曾经的罪错,触碰一代人最痛的记忆;复归失落的人性,还原最真实的国家历史;
2. 超越“左右之争”,共同面对民族悲剧,52位知识精英倾力襄助,历时5年倾力打造;
3. 一场文革个人忏悔的接力——2014年“最具影响力的公共事件”,《南方周末》、凤凰卫视等几十家权威媒体跟踪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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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不会忏悔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忏悔是忏悔者的自我救赎,是摆脱恶对自己良心的折磨。基督徒认为忏悔可以得到上帝的宽恕,可以拯救自己的灵魂,非基督徒也要讲“天地良心”,同样有求得上苍(天理)宽恕,拯救自己良心的需要。所以忏悔不应该只是某种“文化”的特有现象,而应该是一种普世的人文精神。
但也正因为忏悔属于自我救赎,所以通常无法要求于他人。要求他人忏悔是一种不能滥用的道德压力。之所以不能滥用,第一是因为要求者自己是否具有提出这种要求的道德优势值得怀疑,如果没有,这种要求就流于虚伪;第二更重要的,是在真相不清的情况下就基于泛道德的理由要求人人忏悔,实际上反而可能会开脱真正作恶者的责任。
例如,德国战后对纳粹罪行真相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对主要战犯进行了正义的审判,在这样的基础上德国人再进行全民族的自我忏悔,就的确体现了一种深刻的反省,实现了德意志民族精神上的新生。但如果不是这样,如果在不追究战犯也不揭露真相的情况下要求一般德国民众人人忏悔,在“人人都是罪人”这种貌似深刻的状态下真正希特勒式的罪犯就可能逃脱正义的审判。我国目前关于“文革”的忏悔就具有这样的局限,不彻底揭开“文革”的真相,不追究“文革”的真正罪魁(“四人帮”虽有罪责,却谁都知道其并非真正罪魁),所谓“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说法就有混淆视听之嫌,也无法达到真正的忏悔。也正因为这样,南非的图图大主教才提出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办法,即先有真相,再有忏悔,然后就有了真正的原谅、宽恕与和解。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对自己的罪错要真心忏悔,而对于他人的罪错,乃至一般意义上的罪错,我们首先应该要求真相。
——秦晖
在极权体制下,我曾“忏悔”作为知识分子的“原罪”,接受了“改造”,扭曲并失去了自己:这是我终身难忘的教训。以后在反思和批判极权、后极权体制时,我又如鲁迅当年发现“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那样,发现自己和极权、后极权体制的纠缠。要批判、否定极权、后极权体制,就得批判和清理自己。从另一面看,我的“忏悔”其锋芒是首先指向极权、后极权体制的,是从更深的层面揭示其罪恶的。
因此,在极权体制依然存在,其罪恶没有得到应有的批判,应该对历史的错误和罪恶负责的利益集团连基本的历史事实都否定的情况下,我并不赞成“全民忏悔”,那会混淆历史的责任。而且我认为,那样一段全民都参与的残酷的历史,普通的老百姓希望像一场噩梦一样将它彻底忘却,从记忆中驱除,是人之常情,是有其合理性的。因此,我更愿意将自己的“忏悔”个人化: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是我内在生命的需要,我愿意承担其中的痛苦;但绝不以此要求别人,绝不将自己的“忏悔”道德化。
——钱理群
人类文明和生物进化都遵循这个公式:试探——或成或败——成则进,败则退,然后再试。文明成败,相当于物种兴亡。我们的总结和忏悔,乃是文明进化和个人进步的必要条件。缺乏这种能力的物种和文明及其个体,无法顺利转轨,一旦走错就会一错到底,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因此,无论对人对己,忏悔都是有利可图的美德,成本很低的美德,而且是进化史上很高级的美德。反过来也可以说,美德就是对人对己对文明对物种都大有好处的品质。
——吴思
忏悔不是患得患失的后悔,它发自内心,基于良心良知良能。可是数十年来,无论高层提倡、社会示范和教育灌输都与此相悖。我们立足于斗,张扬悲情,从不自省,仿佛全世界都欠我们的。中华民族步履艰难,直至现今的全民族的道德滑坡都与此有关。
——王学泰
如实地回忆以往的过错,并加以认真的检讨和诚恳的反思,是良知的体现。知耻近乎勇。国家建立这样的机制之前,先行一步的公民值得敬佩。
——丁东
忏悔,是对自身的过错、罪孽以及人类的悖谬行为承担一份精神责任。这种精神责任应该由人类自己承担,而不应该推给神灵。人人都应该有忏悔意识。
——摩罗
《我们忏悔》由王克明、宋小明主编,钱理群、秦晖、吴思等担任编委会成员。
秦晖,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我们时代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民史与经济史。
王克明,文化学者。1952年出生,曾在陕北插队十年。现主要从事陕北方言及民俗文化的历史继承性研究,任延安余家沟村建设顾问。著有《听见古代——陕北话里的文化遗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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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虹路旁人2023-01-20#读完此书2023# 第三本,此书的前言十分精彩,所收入的文章质量则参差不齐,个人最喜其中吴思、钱理解、杨里克、卢晓蓉的文章。编者在2014年出版此书时曾信心满满地将其列为系列文库的第一本,如今看来只能是南柯一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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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布格2023-07-07忏悔是远离杀戮的必经途径,可无数的生命在这忏悔之中流入长河。这种书不会再版了,这本就是远离忏悔,是一种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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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晚才睡2022-09-17同意评论区“少年小将身居高位消费别人”,还有自己看到网上“再来文革”,想到自己如今要被推到风口浪尖来解释。总之一切推给借口就好了,还能再来个心理安慰让自己也觉得自己是个懂得反思的好人。从头到尾没看出来真心反思只看到如同放生动物消罪孽一样的文化。只几篇尚可而已我快吐了。说个题外话,日本反战败不反战,法西斯王八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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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游的鱼2014-07-29不会忏悔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忏悔是忏悔者的自我救赎,是摆脱恶对自己良心的折腾。基督徒认为忏悔可以得到上帝的宽恕,可以拯救自己的灵魂,非基督徒也要讲“天地良心”,同样有求得上苍(天理)宽恕,拯救自己良心的需要。所以忏悔不应该只是某种“文化”的特有现象,而应该是一种普世的人文精神。但也正因为忏悔属于自我救赎,所以通常无法要求于他人。要求他人忏悔是一种不能滥用的道德压力。之所以不能滥用,第一是因为要求者自己是否具有提出这种要求的道德优势值得怀疑,如果没有,这种要求就流于虚伪;第二更重要的,是在真相不清的情况下就基于泛道德的理由要求人人忏悔,实际上反而可能会开脱真正作恶者的责任。例如,德国战后对纳粹罪行真相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对主要战犯进行了正义的审判,在这样的基础上德国人再进行全民族的自我忏悔,就的确体现了一种深刻的反省,实现了德意志民族精神上的新生。但如果不是这样,如果在不不追究战犯也不揭露真相的情况下要求一般德国民众人人忏悔,在“人人都是罪人”这种貌似深刻的状态下真正希特勒式的罪犯就可能逃脱正义的审判。我国目前关于“文革”的忏悔就具有这样的局限,不彻底揭开“文革”的真相,不追究“文革”的真正罪魁(“四人帮”虽有罪责,却谁都知道其并非真正罪魁),所谓“人人害我,我害人仍”的说法就有混淆视听之嫌,也无法达到真正的忏悔。也正因为这样,南非的图图大主教才提出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办法,即先有真相,再有忏悔,然后就有了真正的原谅、宽恕与和解。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对自己的罪错要真相忏悔,而对于他人的罪错,乃至一般意义上的罪错,我们首先应该要求真相。 ——————秦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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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游的鱼2014-07-29文革爆发那年,我十九岁,高中毕业,正在准备高考。这年春天,报纸揭露北京市委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的文章,使社会感到兴奋。社会上弥漫着浓郁的阴谋味道。没有人怀疑阴谋的真假,人们普遍有某种期待,总想看下面还会发现什么人被揭露。随着一团团迷雾的释放,一个个大人物被点名,公众的热情日益高涨,没有人会意识到这个国家将会陷入长达十年的社会大动荡,公众完全信赖党中央毛主席作出的任何决定。我在中学时代接受的教育基本上和共和国每个阶段所宣传的主张是同步的,到文革时,我们这代人的思想营养配方中的成分主要是学习毛著,批判苏修,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在主流意识的引导下,普遍坚信革命前辈流血牺牲打下的红色江山,要世世代代永不变色,年轻人任重道远,因此对文革是从心里拥护的,而且满怀热情投入了这场运动。这是当时社会的集体无意识。公正地说,文革烈火所以能一点就着,突成燎原之势,没有千百万真心实意的拥护者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在回眸文革时特别强调这个因素,而关于文革的官方文件不提这个因素,甚至不提全党也是这样认为的,完全归结于个人,是无法解释历史的真实性的。文革发动包括三个方面,应该是领袖主导,全党响应,人民席卷而上,三者缺一不可。三者之外,媒体起到了呼风唤雨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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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游的鱼2014-07-29每个人的童年、少年、青年时期是他人格形成的奠基阶段,也是心理及人格建设的过程。我的社会化过程是在“敌对思维”、“仇恨至上”、“暴力崇拜”的素质教育、情感教育中完成的,并且为历史责任感、社会使命感的“英雄话语”所裹挟,很“神圣”地“为了……”而不择手段,因为目的“高尚”,则运动中的一切具有天然不可质疑的道德正义性,包括视人视己如草芥的道德正义性。这种思维惯性其实浸淫很深。今日反观内省,日渐清晰这一生态链条的形成与生长。这种思维特征以及性格特征,带着时代划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转化为某种“戾气”,依旧影响着我的判断与思考。从这种“病态素养”逐渐回归到爱、宽容、尊重并体悟每一个具体生命的常识理性上,竟要花相当的力气。由于曾经备受“国家主义”的强烈塑造,所以对“二元思维”、“集体一致”、“卡里斯玛人格崇拜”等等有着相当的戒备。但是,在反思极权体制问题的思考中,发现自己在因袭“敌对思维”、“极端逻辑”的路径,放不下“诛心之论”的思维惯性,竟在同构的思维框架内,以自己的左手打自己的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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