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

- 书名: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
- 作者: 雷颐
- 格式:PDF
- 时间:2024-06-23
- 评分:7.5
- ISBN:9787203059684
内容简介:
官场“李鸿章模式”:当官既要做事,又要自保。敢于做事而疏于自保,下场往往很惨;精于自保而不做事,只是滑头和饭桶。而李鸿章则是既敢于任事、开创新事业、又精于自保,善于经营自己的势力、维护自己的利益。
奏折里的历史世界:奏折是最危险也最神奇的应用文,可以因之高官厚禄,也可以人头落地。奏折是台面上的东西,《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透过“台面”看“台下”,透过奏折的“说什么”,看其真正目的“要什么”。方寸之间,有被忽略了的历史。
一个人和一个帝国:李鸿章的历史,就是大清国四十年的历史。李氏一生,虽力所能及地推进改革,但终究“不敢破格”;周旋于列强之间,功不可没,最终却“国人皆欲杀”。读李鸿章,其实也是在读者清朝这个老大帝国的衰落与悲凉晚景。
雷颐,1956年出生,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当农民数年。然后当兵,后又复员当工人。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1982年毕业,获学士学位;同年考入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1985年毕业,获硕士学位。1985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曾任《近代史研究》副主编,现为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著有《取静集》、《经典与人文》、《雷颐自选集》、《时空游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被延误的现代化》、《萨特》、《图中日月》、《历史的裂缝》,译有《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唯科学主义》、《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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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是生活的答案2023-04-10“官督商办”企业的历史说明,近代中国的外资确实挤压中资,但外资却又是“中资”产生的温床,华商在自己的政府不许自己经办近代企业的情况下,正是在外资企业开始了初步的资本积累,学习到近代企业管理经验。在新式大机器生产和民间资本面对国内的重重阻力和外面的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官督商办”模式在当时对新式民用企业的建立、对民间工商资本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不过,随着社会与时代的发展,这种模式的负面作用越来越明显,其成败的关键之处在于“官方色彩”是渐渐淡化还是不断强化,“官”方对企业是支持、扶持还是将其作为一个下属“衙门”对待,这就是不容忽视的历史经验。由于“民”远弱于“官”,所以在清末“国有”与“民营”的斗争中国家、政府的力量强如压卵之石,商民只能设法谋官才能维持自己的权利。而商一旦成了官,往往会如盛宣怀那样,反过来又以政府的力量为自己谋利。这样,官、商的界限便永难划清,腐败也将日甚一日。导致清王朝灭亡的因素当然很多,从经济层面上说,先是为民营经济发展设置重重障碍,而后虽允许民营经济发展、但政策却又极不稳定经常大幅度摇摆,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经常的大幅度摇摆,根本原因是清政府面对社会转型、面对从农业经济向近代工商经济转向这种深刻的结构性变化、面对新崛起的近代工商阶层完全不知所措,因此制定不出一个基本稳定的经济政策,更谈不上基本稳定的制度建设。由于没有稳定的政策和制度,结果必然是“人治”。而政坛风云向来变幻莫测,今天赞成商办的官员得势,政策自然是“商办”导向;明天力主国有的官员上台,政策立即转向“国有”。经济政策和制度是最重要、最基本的社会政策和制度,能否制定出大致稳定的经济政策和制度,是统治者执政是否成熟的基本标准。没有大致稳定的经济政策和制度,人民不会安居乐业,社会没有安定和谐,统治者的政权基础自然也不可能巩固。清末的历史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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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绿南薰2021-09-29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英、法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战争又以中国惨败、签订不平等的《北京条约》而结束,英法等国取了公使驻京的权利。对清政府来说,这可谓体制上的一次巨变。为了适应这种变化,恭亲王奕訢等于1861年初上奏“请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负责对外交涉事宜,朝廷颁同意奕䜣等“京师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比奕等人的奏请多了“通商”二字,奕䜣于是再次奏请在铸造关防时,略去“通商”二字,遂改名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另外,在列强的压力下又增加了许多沿海沿江开放口岸,长江以南由原来的口增设为十三口,长江以北新开牛庄、天津、登州三口。清政府于是将原来的五口通商大臣改为“办理江浙闽粤内江各口通商事务大臣”, 设在上海,后来演变称为南洋通商大臣或南洋大臣;在天津新设“办理牛庄、天津、登州三口通商事务大臣”,后来演变称为北洋通商大臣或北洋大臣。南北洋大臣都是为“通商面设,若依朝廷本意,连总理衙门前也要加“通商”二字,反映出当时把“夷务”与“通商”看成一回事的观念,或者说仍想保持与“狄夷”只有“通商”关系而无外交、政治关系(因其无资格)的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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