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的欧洲被中国带入了“天下文明”之中，由此获得了文字、航海、科技、经济、制度、民主、哲学和历史——复制中国历史造出“世界历史”（古典历史与古老文明）。西方依靠被中国技术提升起来的“海洋地缘”，应和“天时地利”，袭取“文明中心”，并以牺牲异域及自然而“创造奇迹”。其间，中国遭罹致命忧患，幸而凤凰涅槃，和平崛起。欧美及现代文明，本质上是中华文明在“阴阳运动”过程中暂时而危险的“阳亢”。


诸玄识，皖籍，少随父游宦于三湘四泽与江淮之间，于变动中成长；启蒙于徽派之立言，闻道于桐城之立德，笃志于合肥诸相之立功。安徽师大历史系本科，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教师。1990年赴英国阿伯丁大学深造，而后到台湾研修国学。目前在英国从事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