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千刀
1904年秋北京菜市口，犯人王维勤被公开处决，观者如堵。此后几个月，凌迟酷刑便从清帝国的法律体系中永久消失。被西方观察家称为“千刀万剐”和“活剐”的凌迟，是帝制中国惩治最严重犯罪的刑罚。
《杀千刀》是西方世界首部研究中国刑讯和死刑的历史、图像与语境的著作，其时间跨度从10世纪一直到1905年中国废除凌迟为止。作为独特的跨学科历史著作，著者关注西方人想象中的“东方”酷刑并深入研究，就中国古代政府机构将对个人的折磨合法化的逻辑提出质问。他们并未将凌迟作为一种典型的中国“文化”来研究，而是将中国的刑罚程序置于更为长久的世界刑罚史中去考察，同时也探讨了长久以来当西方文化与“他者”文明相遇时，总是会显露出来的厌恶与着迷并存的复杂情绪。
一部雄心勃勃并将引起广泛讨论的重要著作。《杀千刀》的最大价值在于它拆除了那些对中国文化的轻率评判和普遍成见——从古至今，从司法领域到人类活动的其他领域。其研究在各个学科领域间游刃有余，极富启发性。
——苏源熙（Haun Saussy），美国芝加哥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
乔治•巴塔耶在他著名的作品（《爱神之泪》）中向欧洲人描绘了中国凌迟，《杀千刀》则揭示了巴塔耶在其中游移不定的立场，发人深省。书中对凌迟历史的重构细致入微，颇有识见。
——王国斌（R. Bin Wong），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洲研究所主任
[加]卜正民（Timothy Brook） 当代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多伦多大学文学士、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哲学博士。历任多伦多大学、斯坦福大学等校教授，英国牛津大学邵氏汉学教授，现为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圣约翰学院院长、历史系教授。卜正民学术视野广阔，主要从事亚洲历史和文化的研究，研究领域涉及明代社会和文化史、二战时期日本在中国的占领，以及当代人权问题。编撰著作（含合著合编）数种，主要有：《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汉学知识的系谱学》《民族的构建：亚洲精英及其民族身份》《明代的社会与国家》《维梅尔的帽子：从一幅画看全球化贸易的兴起》《鸦片政权： [此处多一空格]中国、英国和日本，1839—1952年》《通敌：战时中国的日本代领与地方精英》《明清历史的地理动因》《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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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海一蓑翁2018-03-19加拿大知名中国研究学者卜正民先生关于凌迟处死这一酷刑研究的一部力著，综合运用中西各类史料，试图还原凌迟在中国从起源、演化到终结的全过程。作者在论述过程中，有两条线索的清晰关照，其一是凌迟在中国法律惩罚与权力规训体系中的位置和角色，其二就是凌迟在西方社会对于中国的野蛮化想象与建构中的重要作用。这种中西交错映照的写法让人印象深刻，而作者从小处入手，做深做透的史学功力，也同样值得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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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人2013-11-19刽子手先从犯人胸部将肉一片片割下来，接着是他的二头肌、大腿肉。在进一步行刑之前，刽子手快速刺穿犯人心脏，致其死亡，然后开始系统地剜割四肢……老练的刽子手可以36刀完成这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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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2013-08-29抗议他人的痛苦有何用，与接受他人的痛苦有何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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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pomene Ad2022-02-02这些业余摄影家们绝不是无知或随意地选择他们拍摄的场景。当拍到这些酷刑的照片时，他们似乎总是特别留心地将照片上的内容转义为“中国残酷”。这种转义可以降低在法律体系中允许造成肉体疼痛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同时假定中国对如何使人达到极致痛苦这一艺术已臻完善。摄影师所要面对的挑战是要么被捕获要么讽刺这所谓的美与完善。在欧洲，“中国残酷”成为一种虚幻的似曾相识（déjà vu），这种似曾相识感同时是由拍摄的照片和欧洲人对这些照片的接受度塑造而成。甚至那些合法的、以探究他人行为为目标的民族学研究对此也推波助澜，而不是被动地接纳这些观念。摄影留下的新图片档案压倒了中国的图像资料，正如他们采用的视角，压倒了所有中国人（包括自觉反省的在内）对折磨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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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pomene Ad2022-02-02在19世纪，将酷刑和历史倒退等量齐观的历史学，一方面像国家意识形态一样有足够的韧性与批评永隔；一方面，将中国设计成是欧洲过去历史的一个博物馆，正如潘多拉盒子中的残留物，对于中国的印象是在现实报道中夹杂着道德遣责，生动的想像中混合着虚构的幻想。除去这些想像力和恐惧感，西方的观察家创造了中国酷爱酷刑的形象，在后续的发展中给西方的帝国主义者正当的理由：帝国主义必须在中国实行统治并将它的统治摧毁，就如同刽子手切割犯人的方式。中国政府迫切希望终结这种历史评述，于是在1905年4月废除了酷刑。废除酷刑法令是一次大型改革项目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使中国国家的管理水平与世界保持一致。作为政府改革的一部分，以公平竞争的考试为基础任命官员这一庄严的政策也在1905年改革中被废除，这次改革就是众所周知的清末“新政”。正如吴才德（ Alexander Woodside）所观察到的，为了解决中国传统中的“赤字”现象，改革者热衷于使这些激进的改革得以生效。这不是简单的将西方模式套用到中国。这些“赤字”是“几个世纪以来那些敏感的学者官员一直担心的问题”。“新政”给这些学者一个机会来解决一直困他们的问题，例如凌迟的合法性问题，在将中国带入真正文明化国家之列的过程中，颇受质疑。许多对西方持批判态度的中国人并不是那么容易被说服的。中国的改革家们可能在当时结束了关于酷刑的争论，但红字仍保留在书本中，即使在1905年以后。中国依然被困在“另一个时代”，那个时代对肉体的残暴也被视为是一种相对的公正，尽管这样的场景不会再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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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pomene Ad2022-02-02尽管从正史的角度来看，五刑是自《唐律疏议》到《大清律例》一直延续使用，但实际上刑罚惯例却因时而变。最重要的创新便是在刑罚中增加了等级，为法官提供了更好的判定标准。例如，基于罪犯被流放地的恶劣条件，明朝对流放增设了大量的等级划分。清朝在这些等级之上增加了大流放（Great Deportation），即在鞑靼军队的驻地做奴役。此外，死后刑罚认为：只是单单将罪犯处死相对其所犯之罪还是太温和，于是死后的刑罚也有增补。比如，在斩首之后将其首级曝露于外，即枭首；或者死刑后将其尸身粉身碎骨，即戮尸，尽管这些惯例中的某部分似乎倒退回了宋代。变化较小的也是依据肉刑刑具的管理方针做出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棍的尺寸，即用于笞刑的棍。这些棍，较薄的一端是握柄的尾端，较厚者为打人那一端的尾端，随着朝代更替，这些棍子也越来越长……棍子越长意味着鞭打的力量越大，受刑人的痛楚也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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