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如何工作？他们如何“发现”科学事实？为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法国著名科学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以及英国社会学家史蒂夫·伍尔加深入到美国的一个神经内分泌学实验室并与那里的教授共度两年时光，对科学家进行观察，看他们如何选择课题和申请基金，如何从事研究和发表论文，如何评级评奖等等。作者以自然主义的方式研究科学，特别探讨了科学的社会制约因素，触及人性、社会、理性和知识这些更大的问题，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对科学事实的建构做了独到的诠释。《实验室生活》是科学社会学也是国外社会学研究的前沿领域SSK的经典之作。

以色列著名哲学家约瑟夫·阿伽西曾说：“科学是现代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在某些意义上孤立地看待科学也情有可原，但是没有注意到孤立的图景可能歪曲图景本身，这将导致混乱。而被扭曲的图景会产生误导作用。” 的确，在科学研究日益精细化的今天，孤立、片面地看待科学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早已经与这时代格格不入了。因此，法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提出：“我们调查研究的目的是开辟一条不同的途径：走近科学，绕过科学家们的说法去熟悉事实的产生，然后，返回自己的家，用一种不属于分析语言的元语言来分析研究者所做的事。总之，重要的是去做所有人类文化学志学者们所做的事，并把人文科学通常的义务论用于科学:使自己熟悉一个领域，并保持独立和距离。”在库恩之后，科学论的视角发生了转换：“我们都关心获得知识的动态过程，更甚关心科学成品的逻辑结构 ”，“要分析科学知识的发展就必须考虑科学的实际活动方式 ”。当然，在这一被欧洲科学社会学注重的科学“实质性理论 ”(即科学知识过程)的形成过程中，巴黎学派的拉图尔功不可没。原因是：一方面，他把对科学知识的研究从“社会建构 ”转向了“科学实践 ”，提出了“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观”、“黑箱论”、“行动者网络”等一系列科学事实;另一方面，他在科学实践中充分借用了人类学学科独有的“整体观 ”、“参与式观察 ”、“对他者的研究”、“文化相对论”等一系列研究原则和方法，使这些科学事实变得更具“真实性”和“可靠性”，在欧洲科学哲学研究中掀起了一股“实验室研究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