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

• 发表：2024-07-09
• 分类：历史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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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damze

  2018-04-02
  陈宝良是明清社会生活史大咖没有之一，其书细节颇多，细节之外还有精辟的总结。
• 曼联哈哈哈

  2019-05-07
  作者读书看到的材料是真的多，关注的很多话题（比如“光棍喇虎”、“女山人女帮闲”、“三教合一”等）都很有意思，提到了很多细节应该可以深挖。虽然作者有些观念层面的论述有点过于宏观而略显空疏，但还是要说，作者读过的史料真多，要学习！！！
• 夜深歌

  2023-09-11
  最不能忍受的一点是将明遗民归入“清初”，并以此嵌入套路，尤其在王夫之这里错谬多。

• 冰点

  2022-09-27
  尽管捐纳制度的出现，导致很多学问庸劣而家中富有钱财的铜臭之夫堂而皇之地进入生员层的行列，但对这些捐纳者也不可一概而论。如罗玘，七试有司不录，只好“入赀北雍”，但最终还是凭自己的实力连中解元、会元。而明末清初朴学大师顾炎武，其生员出身的获得，也不过是“纳谷寄学”而已。上述种种，无不说明，在凭藉捐纳出身的生员层中，也并非尽是不学无术之辈，而是多有像顾炎武那样的朴学之士。尤堪注意者，关于明人之“束书不观”以及“以类书为学问”之说，理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给以理性的分析：一是明人不观之“书”，仅指他们将儒家经典束之高阁，因而在正统的经学之士看来，是一种学问鄙陋的反映。证之以举业选本、类书为学问的秀才来说，此说确实也道出了明代学术的部分实情。当然，明人并非不读书，而是所读之书多为杂书，而非正统的儒家经典。二是有明一代，推重科举，对经义考证，确乎无大发明。士子赴考，须撰时文，于是只好求之于有关科举的类书。换言之，类书在知识人中具有相当的权威性。然若换一角度而言，在明代，一些文人教育家与书贾，开始参与类书的编纂与刊刻，并将类书推广为通俗教育的工具。当时的“日用类书”，如《万宝全书》及一些书翰启札方面的类书，显然已渐渐偏离科举，是为了适应庶民教育的需要。三是从清人考证学的立场来看，自然会产生一种“明人空疏”的评价。但正如饶宗颐所言，与考证学为求真而着力于文字训诂上的注释不同，明人“治经尽量避开名句本身的纠缠，而以大义为先，从义理上力求得，争取切身受用之处，表面看似蹈虚，往往收到行动上预期不到的实效”。换言之，明代秀才学问之不读注释，唯读四书或本经原文，反而成全了他们自身学问的特点，亦即解粘去缚，甚而独裁以卓识灵心。而晚明思想文化界的多样性，其因盖得于此。四是八股习气导致士人仅读“高头讲章”。不过，即使如《四书》一类的讲章，正如周启荣的研究所揭示，一至万历末年，同样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亦即由空...
• 冰点

  2022-09-27
  前言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思想，初起于唐，至宋，宋儒援佛入儒，革新儒学，形成理学；及明，尤其是晚明，三教合一的思想更成一代思潮，蔚为风气。王阳明心学不但与科举紧密联系，而且促进了晚明三教合一的发展。根据柳存仁的研究，晚明三教合流是道教对明代理学精英的一种渗透，而从嘉靖年间王阳明以及他的后学诸如泰州、江西学派中，道家的因素得到更明显的反映。晚明士大夫醉心于佛、道，倡导儒、佛、道三教合流。早在东汉桓帝时，佛教刚刚传入中国不久，佛与孔子就已经一起被崇拜，共同供奉于黄帝与老子崇拜的庙宇中。在三教合一观念的变迁中，有两个观念值得予以重视：一是“三教一源”(Three Teachings- One Source)，二是“殊途同归”(Different Paths-Same Ending)。尽管明代以前相关的三教合流传统作为一种象征性的资料不容否认，但正如有些研究者所言，不能简单地将晚明的三教合一视作对前者的继续，晚明的三教合一，无论是强度与含义上，均是独一无二的。换言之，在儒、佛、道这三种传统思想中，无论哪一个流派，均会同时受到来自另外两派的影响，这无疑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这种合流的倾向，到林兆恩创设“三一教”，而且三一教教徒迅速增加，说明已发展到了顶点。概括言之，明代儒、佛、道三教之合流，是以儒家学者为中心，并由众多名僧、方士参与其间，互相交游、互为影响，最终导致佛、道的世俗化及儒学的通俗化。……正统以后，僧徒冗滥，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在这些僧徒中，很多没有取得国家的合法度牒，多为私自剃度，“其间有因户内丁多求避差役者，有因为盗事发更名换姓者，有系灶丁、灶户负盐课而偷身苟免者，有系逃军、逃匠懼捕而私自削发者”。僧徒的成分既是如此复杂，而出家为僧的目的又各不相同，再加之商业发达以后所导致的城市生活繁华对僧徒的诱惑，难免使僧徒耐不住寺院的寂寞，向往享受世俗的生活。与此同时...
• 冰点

  2022-09-27
  前言从源头来说，英雄豪杰观自然不起于明代，仅是儒家的一种传统人格崇尚，或可称之为精神传统，亦即孔子的真精神“刚”，以及孟子所谓“大丈夫”“豪杰之士”。按照传统的道德观念，世上的人大体可以分为圣人、众人、恶人三种。恶人名声太坏，人们避之犹恐不及；圣人则是人格的极致，至善的化身，近乎高不可攀；而大多数人只好流于众人，平平凡凡、庸庸碌碌。于是，一些人希望从圣、凡之间寻找到一种新型的人格，这就是英雄或豪杰。恶者，当指罪过，与善相对。而所谓恶人，则指品行不端，性格凶暴、凶险之人，也就是世俗所谓的坏人。圣者，则为无事不通之谓，是君主时代帝王的专称。所谓圣人，除了指帝王之外，即为人格品德最高的人。在传统中国，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方堪此称。圣人不是神，彻底是人，是道的本身。众者，多也。无论是物，抑或人，一旦变得多了，甚或泛滥，就不值钱，流于一般化。所以，众人者，即凡人，也即平庸、世俗之人，不过是一些具有凡心、俗骨的凡夫俗子。豪杰者，自然是指才智出众之人。照中国传统的说法，才过百人曰“豪”、千人曰“杰”。可见，豪杰是圣、凡之间的中间人格。在中国，常常是英雄、豪杰并称，两者无意义上的严格区分。而在西方学者看来，英雄是人类诗化的投影，因为他们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生命的意义，或者失去生命的价值。一个英雄在生理机能的程度上不同于另外一些人。在一些英雄诗中，英雄是一群特殊的人，他们可以超越人类一般的局限性，而且有超自然的力量。一个英雄最需要的是展示他的勇猛。为了一些与他个人丝毫无关却又能吸引他的事，随时准备挺身而出，因为这给了他一个显示自己的机会。在西方的历史或文学中，英雄当然是人类的领导者，是一群伟大的人物；他们是人类的塑造者、典范，或者更广泛意义上的创造者。可见，英雄首先是一个主角；其次，英雄又是一个在行动中扮演令人钦佩的角色的中心人物，是一种被人们视为典范的人物。正是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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