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边的中国

- 书名:黄河边的中国
- 作者: 曹锦清
- 格式:PDF
- 时间:2024-07-25
- 评分:
- ISBN:9787520734905
内容简介:
《黄河边的中国》是作者在1996年5月—11月期间深入黄河流域的河南地区的田野调查实录,是一部当代中国少见的实证考察之作。作者足迹遍及豫东、豫西、豫南、豫北、豫中,走访了数县、数乡、数十家农户,并通过市、县两级党校系统访谈了数十位县、乡、村三级官员,以逐日访谈纪要的方式,真实记录了改革开放后20世纪90年代正在剧烈转型中的中原乡村的社会生活,并着力反映社会转型过程中小农阶层的利益、情绪与态度,生动展现了实行土地家庭承包制后的广大农民与土地、与市场、与血缘人情网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变化和问题,也揭示了无形的传统文化力量与人们迫切进行的现代化努力之间的强大张力。
本次全新修订版增加了作者近20年来对于中国“三农”的新观察和新思考,与原版本中20世纪90年代的情况形成对比,体现了“三农”领域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展现了国家多年来对“三农”问题的持续关注以及为更好的解决“三农”问题而进行的坚持不懈努力。
曹锦清, 1949年生,浙江兰溪人。中国著名社会学家,“三农”问题专家。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于2019年退休。主要著作有《现代西方人生哲学》《平等论》《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走出理想的城堡——中国单位现象研究》《中国七问》《黄河边的中国》《如何研究中国》等。其中,《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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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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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剑霜寒2024-05-07时隔多年再次阅读曹锦清教授大作,新修订的版本更完整,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记载28年前中原大地乡村社会的人文百科之书。经过一代人的努力,现在农民负担轻了,农村环境美了,农业基础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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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不老2024-02-14作者调查之诚恳、艰辛实在让人动容。用现在的人民生活参照此书,看起来人民的生活的确改善了许多,此书所调查的年代是我国刚开始艰难探索现代化之时,现在再看,我国现代化的进程可谓突飞猛进。可隐藏其中的问题似乎与历史并无不同,三农问题与民主问题依然存在,此书在今天,甚至以后仍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多的也不便说,无论是学者、政府人员还是一般群众,我认为都应看看此书,在不同的视角都会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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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逗君2023-12-06真是一本宝藏书,在现在这个意识形态笼罩的环境里能出版,实属不易,有兴趣简单了解的,可以看一下我的读书笔记,用了两天仔细读完,800多页的皇皇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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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器徒然2021-09-16他说:“全镇村民人均年收入,今年我乡上报到县的数目是792元。”我插话问:“我在河南各乡村采访,据他们说,各村上报到乡、各乡上报到县的人均纯收入数,通常都有一定的水分。你们乡镇有无这种情况呢?”镇长沉默一会,说:“水分嘛,总是难免的。”我又问:“你是分管农业的镇长,对农业情况一定是很熟悉的,那么在你看来,全镇村民实际人均年纯收入是多少呢?”他说:“要准确统计全镇村民的人均年纯收入是十分困难的。分田到户后,各家分散经营。种植结构也有些许差异。打工、经商收入史难估计。据我的粗略估计,就农业这一块而言,全镇村民人均年纯收入在400~500元之间。我镇近三年来,连遭旱灾。三年六熟,有五熟不同程度地歉收,其中二熟歉收严重。全镇村民的人均年纯收入,恐怕在400元左右。这是实话实说。外出打工这块收入,各农户之间差异很大,山地村民与川地村民的情况也很不一样。山地村民,交通相对闭塞,世代守着土地,只知向土地上投放劳力,外界可以利用的亲友关系甚少,故外出打工者的比例远比交通比较便利的川地村民低。至于办小厂与经商的村民,全镇毕竟是极少数。这一块收入极难估算。所以,人均年纯收入是个随意性很大的数字。”我追问道:“那么你们今年上报的792元是依据什么来确定的呢?”镇长说:“主要的依据是去年上报的数目,再增加一个百分比,便是今年的上报数。”听闻此言,我着实吃惊。于是又问:“地不增产,且不加宽,而上报数年年递增,为什么要这样弄虚作假呢?”他苦笑一下说:“问题很简单,我镇五六年来,镇党委书记换了三位,如今已是第四位。差不多一两年换一任。每任调离时,上报的人均年纯收入数总不见得与接任时完全一样啊!再说,辛辛苦苦干了一两年,总有点成绩吧。这个成绩表现在哪里呢?主要就是这个人均年纯收入增长量。五六年前,我镇上报的人均年纯收入大概是500元多一点。每年增长8%或10%,五六年下来,不是增加到800来元了吗?实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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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器徒然2021-09-03我们要了一瓶啤酒,三盘炒菜,顺便与一服务小姐——一位十七八岁的乡村姑娘——聊天。她的老家在巩义市40里外的大峪沟。前几个月,经熟人介绍来此做招待员,月薪二三百元,管吃、管住。这里的“老板”待她挺好的,她很满意这里的工作。以前,她在洛阳给人做保姆,工作很不稳定。她说,她初中一年级便辍学,原因是学费太贵,交不起。山区中学,往返不便,一般都要住读。学生自备粮食,全年需交纳各种费用1000余元。学校克扣学生伙食费,因而伙食甚差,学生普遍营养不良。农忙时节,老师们常差遣学生们去耕种老师的责任田,而作业往往交给家长或成绩好的学生去批改。她说,她的那个班级,到初中二年级时,大部分学生都退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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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拙2021-02-21在他们的情况介绍中,有几点值得重视:为落实农村计划生育任务,乡村干部使用各种他们认为行之有效的手段:从罚款到体罚;从牛羊搬家具到破门、毁屋;从直系亲属连保到邻里连保。然内地乡村的超生率,依然高达25~30%。 超生罚款成为内地不少村、乡、县“预算外收人”的重要来源。某县计生委按人均10元指标分摊到各乡镇,并要求各乡镇政府预先垫付缴纳。超生罚款的分配,乡镇留存50%,上缴县20%,返回村委30%。若县按人均10元分推,则乡镇必须按人均50元征收。各乡镇超生率有高有低,超生率低的乡镇,超生者的罚款量势必更高,征款任务势必更重。故为了征收到足额的超生罚款,往往放松生育控制。罚款从手段成为目的,而罚款的目的也便走向它的反面。自改革开放以来,县、乡两级机构日趋膨胀,冗员日趋增多,如今乡镇党政人员,通常一二百人。在缺乏乡镇企业税收支持的乡镇,不断增加的财政支出是农民负担不断加重的基本原因。在“奔小康”、“现代化”、“争一流”、“赶超”的口号下,浮夸风越刮越烈,这与1958年的浮夸风十分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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