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确信，这个看似如此渴望宗教复归的世纪之末，实际上是在渴望着神圣之物，我指的是人类进行思考——不是在功利的意义上而是在质疑的意义上——的那种欲望，它使得人类有别于其他物种，同时按照对立推理，又得以成为一个真正的物种。人类的这一特征曾经被称作“神性感”或“神圣感”，对于作为作家、精神分析学家、符号学家的我而言，它具体体现在语言的显现之中。在我看来，依赖于母性文明的符号表达是最为遥远的天际，当思想试图越过身体反思自身、潜入自身时，它就会走进那个遥远的天际。

——于丽娅•克里斯特娃

《反抗的未来》中，所谓“反抗”，在词源学和普鲁斯特的意义上来讲，指的是意义和冲动相互回溯，从而揭示记忆、让主体的生命重新开始。在怀疑批判精神失去了道德审美意义的今天，《反抗的未来》作者在努力以自身立场对人类的生存状态中的信仰危机提供解决之道。 “对谁进行反抗”和“谁能进行反抗”两个问题成为《反抗的未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者试图说明的是，个人如何在重新言说和寻找自我中把握回归的能力，所谓“回归”，不止是记忆，更多的是质疑和思考。

于丽娅·克里斯特娃（1941—），中译名又作克里斯蒂娃。原籍保加利亚的法国著名文本理论家，精神分析学家，小说家。现为巴黎第七大学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常任客座教授。克里斯特娃和罗兰·巴特同为后结构主义文本理论的创立者，主要学术著作有《符号学：符义分析研究》（1969）、《长篇小说的文本》（1970）、《恐怖的权力，论卑鄙》（1980）、《自己的外人》（1988年）、《心灵的新疾患》（1993年），《感性的时间》、《汉娜·阿伦特》（1999）、《梅勒妮·克莱因》（2000）等。此外，和阿尔贝·加缪一样，克里斯特娃将小说和广义上的艺术创作看作是当代反抗的一种有效形式，并在此意义上创作了《武士们》（1990）、《老人与狼》（1991）、《占有物》（1996）等多部小说。　　黄晞耘，巴黎第七大学文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外国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