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
- 书名：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
- 作者： 邵燕祥
- 格式：PDF
- 时间：2024-07-27
- 评分：
- ISBN：9787506388498
内容简介：
《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是邵先生到1958年的自传，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着那个时代。
邵燕祥，中国的杂文大家，思想深邃，文笔老辣，有当代鲁迅之称，文学界、思想界上人人皆知的人物，有一定量的固定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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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少侠连战连败2018-12-30书名给人一种悲壮的史诗感，读来却觉絮叨，原因是可能是文字不干净利落，时不时穿插的三两句或大段“吐槽”，风格但是有点像刺眼的“弹幕”，破坏整体感。阅读体验不佳，作为历史材料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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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米2019-09-29邵燕祥其实算一个根正苗红的人，少年时代就受当时思潮影响，积极向往参与政治活动，可谓是一直要求上进的人，写的诗歌也是紧跟时代唱赞歌，不过还是没能领会上面精神，多说了几句话就被打入另册，经历也算有些坎坷。到了晚年他更是积极反思，写了好几本与自己经历有关的书，让人们对他亲历的时代有一个更好的认识。可是由于经历可能单薄了一些，想法好像也比较简单，写下的文章可读性不强，简直有些琐碎枯燥，当然还是很有史料价值的。这一代人的经历确实比较特别，他的命运在右派里面还算是好的，没到万劫不复之境，改正以后还取得了不菲的名声。他的那些诗现在看起来还真是不值得一读，这样的时代诗人在文学史上应该不会有太高的评价。他的杂文还算是忧国忧民，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其实写再多也没什么用，更多的还是给自己心里添堵，这就是时代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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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斗客甲2016-12-231945-1958的自传，追求进步崇毛贬蒋的学生时代，斯否所有政党离开政治舞台，一步一步孤立抛弃资右已内定，48年高一跟风批铁托，胡风也开始批了，对胡适由敬到讽，入中法大学后转华北大学6月去广播电台。50年朝战多诗，51年三大运动未触及首出诗集；52年土改两月农协贫协一阵风，干部三反工商五反；53年悼斯入党；54年北京东北两头跑采访工矿；55年批胡适胡风梁漱溟梁思成工业组约会谢文秀；56年三门峡过年和帮闲诗作和苏解冻文学和反官僚埋下祸根；57年6月反右开始，王明教条周经验，路线斗争和权力斗争，两类矛盾界定标准，4月随徐铸成访苏40多天，10月后被审查；58年2月定为右派四罪攻击人否成绩唆使人有不满，之后夫妻两人开始不断迁徙的20多年。本书附录妻子的一份回忆文章简述了几十年的生活和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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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友2060259082022-03-22の46%15：21く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豆瓣专享山打开咪咕阅读IGU新用户15天免费读！我们在伟大的号召下走上战场，/你们碰杯而又握手，/碰碎我们底生命，/握紧我们底自由，/然而，我们没有诅咒。你们永远将可爱的教训，/严厉地颁赐给我们，/目的，目的！手段，手段！/我们像沙门听高僧讲道，/都虔诚地背诵着，刻在耳翼上，/将那神圣而公道的教义。你们创造了正义与公道的破坏，/副产了更深重的苦痛与懵懂。/你们又把这得意的艺术品加了佐料，/送给该毁灭的愚蠢的我们。从主题分类学看来，这首诗、这些诗句应该说是反内战的。但当时一位并无恶意的长辈读过之后，以狐疑的口气问我：“是不是讽刺军调部的三人小组？”所谓军事调处是由美方参与调解国、共两党间的内战，军调部及其执行小组都由三方组成；我当时的立场不可能超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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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bug2017-02-24说到底，关于高饶一案，当时主要在党内处理，党内通报，公开的只是关于党代表会议的“正面报道”，配发一篇社论，不了解内情的，看不出什么道道，也就翻过去了。 1955 年春夏之交，潘汉年一案根本就不见报。报纸广播上热火朝天的是对胡风的揭露和批判。其实，高饶一案，若说有意义，不在于具体地挫败了他们的什么夺权阴谋，而是建国后第一次宣布党内出现一个反党联盟，与在党外出现一个胡风反党集团“相映成趣”（当然，所谓胡风集团很快定性为反革命了，反革命云云，经过肃反，我们是熟悉的）；过去只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读到过，苏共党内是接二连三地出“反党联盟”的。中国要向苏共学习，现在人家有的，我们这里也有了。不过，什么叫“反党”，学习联共党史时没弄明白，现在学习七届四中全会文件，也还是没弄明白。“反党”这个既用于党外人士（如胡风等），又用于党内成员（如高饶）的范畴界定不清，含义混沌，是一个原因；而我当时也无意于弄清，以为这都是党内上层或知名人物才会遇到的罪名，与我无关。殊不知有朝一日这样的帽子也会扣到自己头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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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bug2017-02-24毛泽东后来说，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现在回过头看，在毛泽东时代要打倒一个人，要“搞臭”一个人，也是要先造成舆论。要在建筑学界推翻梁思成的权威，恐怕不是很容易，但在一般人即使是一般知识分子里面，说三道四就不是不起作用的了。我记得那时候就听到一些不利于梁思成的议论。如说他其实也没设计过什么像样的建筑物，在国外参加过联合国大厦的设计，但那不是独力完成的呀；又说在国内，他只设计过“仁立地毯公司”的办公楼，不知道是不是王府井大街北段路西那个三层楼；再就是50年代初期给民族学院作的设计，一个个小灰楼，加上琉璃瓦顶，像小庙似的……我不大相信梁思成作为建筑学家的实绩就这么不值一哂，不过我也没有调查研究，因此没有发言权。只记得，当时给梁思成扣的一顶帽子，好像是“复古主义”。又记得，当时听传达，刘少奇说，可以给梁思成批一笔经费，划一块没人烟的山沟，让他按他的设计去建筑，也不知是一时的调侃，还是严肃的建议，反正后来没这么办。1951年或1952年，在《新观察》杂志上读到梁思成一篇文章，设想在北京的城墙上面建设一个环城公园，还画了图，图文并茂，令人向往。“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我小时候登上城墙摘过酸枣，怎么就没想城墙上可以种草种花呢。我知道梁思成在北京市政府担任着什么职务，市委市政府就在电台的东邻，我想，梁思成是民主教授，一定得到北京市领导例如彭真的尊重和信任，他的这个建议，也该不难通过吧。我却不知道，在那之前或同时，为了拆除北京东四牌楼、西四牌楼、前门外五牌楼，还有天安门前东西两座“三座门”，在北京市就发生过争论。梁思成为一方，主张保留，反对拆除；而拆除派的理由很正当，这几座建筑位于交通要冲，随着车流量的增大，已经明显地妨碍交通，且已发生多起车祸，因此势在必拆。那时候虽然还没提出“以人为本”这个口号，但避免车祸总是保护人们的生命安全，相形之下，保护文物之说就像是“见物不见人”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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