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好的
内容简介：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身边的坏消息比好消息更多？这就是负面效应的力量：相对于“好”，我们往往更专注于“坏”。
作者简介：
罗伊·鲍迈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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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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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tra2021-12-13通过这本书知道了四比一法则，光这一点收获就让我觉得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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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香果2022-02-21四比一定律，负面黄金法则，做足够好就可以，这是读完后有深刻印象的地方，也能接受（即使只是个猜想/假说）。其他推而广之对人生之旅开出的药方，呃，就太像是有（部分）实验依据的鸡汤，爱不爱喝就看个人吧。不太能说服我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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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ve2022-03-22本书能带来一些启发，但过多内容超出心理学边界，削弱了客观性。读全书类似读第9章，我的认可度总体上仿佛搭上从爬升到跌落的过山车。
最新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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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寻之夜2022-05-02人类的负面效应会通过四种方式体现出来。第一种方式，我们倾向于将负面实体看作比正面实体更强大的事物。比如前文中举的例子，坏事的传播力量比好事更大。第二种方式，我们倾向于认为负面事件的发展更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认知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研究发现，人类普遍存在“损失厌恶”心理。“得”带来快乐，“失”导致痛苦。但我们对得失的心理评估并不等同于它的实际经济价值。一般来说，在心理评估时，人们对损失的感受要大于对收益的感受，前者往往是后者的两倍左右。第三种方式，当一个负面实体与正面实体组合在一起时，我们心理评估的结果比实际结果更消极。如果你需要同时告诉别人一个好消息与一个坏消息，你该如何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Richard H. Thaler）告诉我们，如果得小失大且悬殊很大，二者应分开。40元的获得与6 000元的损失相比，几乎没有减少损失的作用，分开还能有得到40元收益的感觉。第四种方式，与正面实体相比较，人类赋予负面实体更广泛、更复杂的概念定义。罗津尝试寻找“杀人犯”的反义词，结果一个也没找到，只找到为数不多的同义词。同样，“痛苦”的同义词比“快乐”的同义词多得多。与英文相比，中文这一特点更为突出。我甚至将中国文学称为忧伤的文学。汉学家宇文所安在《诺顿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中，将《诗经》列为中国文学的源头。回溯《诗经》，“心之忧矣”在《诗经》中重复表达了27次。即使将“忧矣”排除在外，《诗经》中也有近40个词来诉说忧伤。反之，快乐相关的词少得可怜。在《“坏”比“好”更强大》一文中，鲍迈斯特教授收集了来自亲密关系、社交网络、人际互动、个人学习、家庭教养方式等领域的证据，最终发现，坏的情绪、坏的父母、坏的反馈比好的影响更大。人类更倾向彻底处理坏的信息，而非彻底处理好的信息；人类更倾向避免糟糕的自我定义，而非追求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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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非2024-05-23工业化之前世界各国人民……一直受到《启示录》中四骑士，即死亡、饥荒、战争和瘟疫的威胁。半数儿童在5岁之前死亡。轻伤或感染可能致命。作物歉收就意味着挨饿。几乎人人都很贫穷。要想获取财富，只能从别人手里抢夺，或者逼迫他们为你干活。农奴注定要终生劳作，以养活他们的领主。在每一片有人居住的大陆，奴隶制都是天经地义的传统。据估计，20世纪全球只有一半的人获得充足的营养，而今天这一比例达到近90%。现在很多地方最大的营养问题是肥胖。自1950年以来，全球在抗击疾病方面取得极大进展，贫穷国家人口的预期寿命增加了30年——这是有史以来增长最快的阶段。世界各国的识字率和教育程度都在上升，人们享受着前所未有的闲暇。在19世纪中叶，典型的英国男性从10岁开始到50多岁去世，每周工作逾60小时，而且没有年假。今天的劳动者一生享受的闲暇时间是当年的三倍，这多出的20万小时自由时间是一份丰厚的馈赠。衡量人类福祉的指标几乎都在改善，唯有一项指标例外，这就是希望。我们越健康、越富有，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就越悲观。在国际性调查中，最富有的人态度最悲观，也最无知。尼日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受访者都知道世界各地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他们预计未来几十年会进一步改善。但富裕国家的大多数受访者并不持这种乐观态度，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人类的进步之大。过去20年，发展中国家的儿童死亡率降低了一半，全球贫困率降低了三分之二，但大多数北美人和欧洲人以为这些比率保持不变或有所恶化。当被问及世界在变好、变坏还是保持不变时，只有不到10%的人说正在变得更好，绝大多数人认为情况正在恶化。我们已经逃离了“四骑士”的魔掌，但大脑仍然受负面偏差的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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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非2024-05-23我们的反应恰如一句古老的谚语所言：没有吃的，只有一个问题；有很多吃的，就有很多问题。我们发现了发达国家的问题，担心遥远的风险。我们开始看见尚不存在的问题，社会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和他的同事在2018年开展的一项研究中很好地证明了这种倾向。研究人员给受试者看一系列彩色圆点，并要求他们判断每个圆点是否为蓝色。随着实验的推进，蓝点出现的概率下降了，但受试者铁了心要看出跟先前数量相同的蓝点，于是他们开始错误地将紫点归为蓝点。当研究人员向人们展示一系列面孔，并要求他们辨别带有威胁表情的面孔时，也发生了同样的现象。随着威胁面孔出现概率的下降，人们会进行补偿，将中性面孔错误地归类为威胁面孔。在最后一项测试中，受试者被要求评价一系列科学研究计划（有些计划明显符合伦理，有些模棱两可，有些则显然不合伦理），并否决不合伦理的计划。这次也是一样，随着不合伦理的计划出现概率的下降，人们会通过否决更多模棱两可的计划来加以补偿。即使研究人员事先明确提醒受试者目标选项出现的概率会下降，甚至特别指示他们“保持一致”，并为准确的回答提供现金奖励，受试者仍旧会犯错误。人们一旦开始寻找异常，即使异常正在消失，他们也总能看出点不对劲。由于我们的大脑更善于发现坏的异常而不是好的异常，即使生活状况改善，我们也会不断想象新问题。正如吉尔伯特所言：“当世界变好时，我们看待世界的眼光会更加苛刻，这可能导致我们错误地得出结论认为世界其实并没有变好。进步似乎倾向于把自己掩藏起来。”吉尔伯特将上述现象称为“普遍性导致的概念改变”（prevalence-induced concept change），他认为，这有助于解释我们在公共话语中注意到的一种趋势。预期寿命在增加，每个人的生命所受的传统威胁在减少，我们却花费更多时间担心人类面临的假想危险。我们的祖先有充分理由害怕自己过早死亡，但他们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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