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的红票
- 书名：康熙的红票
- 作者： 孙立天
- 格式：AZW3,EPUB,MOBI
- 时间：2025-01-04
- 评分：9
- ISBN：9787100234245
内容简介：
“一部高质量的历史读本”
作者简介：
孙立天，成都人，复旦大学历史系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硕士，纽约市立大学历史博士。现为独立学者。其2021年出版的英文专著Jesuit Mission and Submission:Qing Rulership and The Fate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1644-1735(Brill,2021)对相关领域有开创性贡献。本书在该英文专著基础上，融汇作者最新研究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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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学习的某喵2024-10-12五星，毫无疑问的五星。很难想象是作者的第一本中文专著，学术性和通俗性的平衡把握得非常优秀，太厉害了！有学术研究作为后盾，改写时又注重可读性，完成度很好。就其写作的通俗化而言，在近些年我的阅读体验里位居前列，算是标杆也不为过。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值得琢磨。有的地方我会有点“也许可能不是这样吧”的感觉，但学术作品嘛，能引发思考、引发讨论总是好事。感谢作者的用心写作，收获颇多，年度最佳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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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云飞2025-01-14中国自古以来最大的隔绝本来就不是东西方的隔绝，而是上下的隔绝，满汉的隔绝。仅康熙一人注重西学，连自己的皇子都不是，本身就注定了大清的衰败。中世纪之后，大航海，文艺复兴，现代科学又哪里是欧洲的封建君主挡的住的，不上断头台就不错了。大清在干嘛？一口一个奴才。清朝的文盲也是历代最多，现代科学想都别想，再加大规模的文子yu。豆瓣上评论好水，反倒是B站有不错的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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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轩博雅2024-07-09汤若望案的实质是朝堂满汉之争，后世的解读实际上在中西文明冲突视角下建构出来的意义。这件案子也改变了传教士的传教方式，历狱之后，传教士的结交对象由汉人士大夫转为满蒙权贵。利类思和安文思都是正蓝旗豪格和佟家的包衣，才有机会接触到康熙，加之汤若望在康熙继位问题上的站位，在北京的传教士团队才能成为康熙利用历法案打击鳌拜势力的助手。两件案子看似历法文化之争，实际上是政治权力斗争。已经很久没有看过这样精彩的政治史分析了。传教士以包衣奴才的身份进入到康熙皇宫之中，除了教康熙西洋数学天文知识外，还帮助促成了《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又南怀仁造出了蒸汽机车,邓玉函来中国测算日食与伽利略、开普勒有书信答疑往来，全球史视角确实让人震惊！本书见解与文笔俱佳，是一部让人欲罢不能的书，后记所说中文退步绝对是谦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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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ionage2024-12-26恰好传教士和西学相关的历史都和这两个皇帝的个人喜好紧密相连。1722年秋，康熙已经出去打过一次猎了，回到北京后六十八岁的他竟还意犹未尽。当他欧离开北京去打猎的时候，身体状态应该是不错的。可惜出去不久，他就感染风寒，很快去世了。康熙在病床上匆匆开始了传位，皇四子也在完全没有预兆的情况下，突然登基了，几个月后，皇三子被发配去给康熙守陵墓。他负责的西学事业也随之停止。又过了几个月，传教士的教也被禁了，这在影响天主教入华的同时也影响了西方科学的传播。当时所有的西方知识都是靠这些来华的传教士亲自带到中国的。他们人不再来，西学传播的渠道也随之减少。对于中国来说，这就使得中国错过了西方科学革命中最重要的18世纪。在谈论近代西方科学革命时，很多人都喜欢上追希腊罗马。但实际上希腊罗马后一千多年，欧洲科学并没有什么大发展。欧洲科学革命中最关键的反而是从阿拉伯传到欧洲的代数，以及在代数上发展出的微积分这两个实用的数学工具。牛顿就是使用这两个工具来解释现实世界的第一人，开启了18世纪欧洲科学的井喷式发展。可惜在代数就快要进入中国时，持续了大约一百年的西学东传，随着康熙的驾崩和雍正的登台而逐渐停止了。当然历史无法假设，要是康熙之后的雍正皇帝没有为难皇三子，是不是西学引进还能持续，从而改变中国的历史进程？我们无从知道答案。但可以知道的是，西学没能继续传播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也不是传统士人不接受西学的间题。毕竞从万历年间算起，中西互通在明清之际切切实实地走过了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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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ionage2024-12-26历史在一个个的个人选择中充满着不可预料的偶然，正如我们现在的世界在个人决策下充满着不可预测的偶然一样。现在的世事就是未来的历史，而历史就是以前的世事。就像2020年开始的新冠疫情，对于个人、国家、世界都是一个偶然性事件，到底它会怎样影响到历史的演进，我们不知道，但我们能感受到的是，这个突然出现的事件会是无数个人生命中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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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ionage2024-12-26早年制定政策的传教士没有想到的是，欧洲教廷内部发生了巨变，1750年代开始，耶稣会在欧洲受到排挤打压，各国相继取消了耶稣会。1773年教皇宣布解散耶稣会。（直到1956年，罗马教延才又欧复了耶稣会的地位。现任教皇方济各就是耶稣会神父。）所以1760年代以后，留守在北京的耶稣会神父基本没有了欧洲的支特。在乾隆日渐对西方感兴趣的时候，耶稣会没有能力再派人到中国来。乾隆发现来北京效力的西洋人越来越少，其实也是这个原因。当然历史就是历史，结果就是传教士没有等来基督教解禁的那一天。但有这样的结果，不等于必然是这样的结果。长期以来，写史的人都希望妙笔生花，把一个个故事讲得逻辑井然，头头是道，同时还希望自己能发前人之未发，概括出事件背后的大势。在历史中总结规律的想法源自于18一19世纪的西方史家和哲学家，他们受到西方科学革命的影响，希望像研究自然界的物理现象一样，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寻找历史规律主导了现当代历史研究，同时也支配了现当代的历史书写。这一影响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史家热衷于讲抽象的“大”历史，而忽视了历史中的个人和那些有血有肉的细节，以及个体生命轨迹中展现出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就是华语世界的一流史家如陈寅恪，他那部拒绝历史规律、深挖历史细节的《柳如是别传》，在出版半个世纪后，依然不被重视，甚至有评论为陈寅格惋惜，认为这部书浪费了他晚年的时间和心血。但如果我们能够接受历史并不抽象，它就是由一个一个鲜活的个体共同演绎出来的，那么我们就应项重视的个人，以及接受个人命运及其带有的偶然性和不可测部分都可能会影响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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