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让我们难以领略音乐的艺术？

• 发表：2024-06-16
• 分类：人文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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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破轮胎

  2021-07-29
  作者的文笔厉害之处在于能利用类比把抽象的问题转化成为日常经验可以感受的场景，这是一种强大的沟通技巧。关注音乐本身，从纵向维度去理解能够获得更立体的感受，而且这种感受需要经过后天训练，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并不需要这种本能，不论是书法还是其他艺术都是如此。
• MAS

  2021-11-10
  音乐的自然状态/音乐的艺术；这种对「音乐艺术」的理解也是我心中推崇的普遍化的对艺术的理解。书法和哲学的两个例子也很好。
• 王小麦

  2021-02-28
  贝多芬从来都不知道自己写过一首曲子叫“命运”？如何正确看待所谓的音乐抄袭？为什么好音乐却不“好听”？作者深入浅出地梳理清楚了很多基本概念，破除误解，解答困惑。 内容不艰深，写得很认真，值得所有音乐爱好者都读一读。

• 咩咩

  2021-09-06
  实际上，在西方古典音乐（尤其是它的器乐曲）成熟以前，音乐一直都亲密贴合着人类的社会生活，从未给听众出过什么难题。………………音乐的艺术则不然，它的兴趣核心就在于音响的组方式。在这个领域里，人们对音与音的关系进行了最为系统的审视和运用，音在横向、纵向、音色的结合法则更是得到了空前深人的研究和不遗余力的开拓，每一位作曲家都以墨守成规为耻，以手法创新为荣，以极尽音响的丰富变化之能事为基本的自我要求，所以由此写出的音乐就不会是简简单单的听待声是充分多而奇的这样也就难免使听者感到劳累因为要想让欣赏进行下去，自然的审美期待就得在连的受挫和调整中不断与之磨合。………………音乐的艺术是从自然状态的音乐世界中独立出的质变了的事业。质变的内涵有三：一是“志向”的转弯，二是朝着新方向做精深化和系统化的开拓，三是与它所脱离的母体之间存在着基本元素上的联系和少许的功能上的一致。这种情况在人类文化中并非孤例，我们也可以在书法、哲学等领域的形成上找到很多相似之处。书法的母体即普通书写。书写本是为了记录和传达信息，追求的是规范、清楚，让別人能顺利读懂；它也需要工整美观，但工整美观是为信息传递服务的，本身不会太受关注。而书法恰恰聚焦于字的美观问题，沿此方向将相关方法精深化、系统化，最终转变了书写的原初意图，形成了一个独立而博大的领域。对于书法而言，最重要的是笔法、结构和章法，至于写的什么内容反倒是第二位的一一即便内容是极好的诗文，作品也可能落下品，即便内容毫无文学性和可读性，也不妨碍作品成为登峰造极的杰作（比如晋人的尺而且普通书写所追求的规范、工整、易识在书法里也被有意地违背。比如狂草书就显然走向了工整易识的反面（当然草书又有自己的法度）；用异体字或各种变化去避免“一字万同”，就是在有意回避规范；而且即便是楷书创作，也会把“布如算子像算盘珠那样排列整齐）视为忌讳。这一切都是因为书法的追求已和书写...
• 咩咩

  2021-09-15
  音乐的艺术的根本基础是物质、理性，而非情感。条件一：能将非音乐因素剥离净尽。最初，音乐仿佛是住在一间热热闹闹的集体宿舍里与诗歌、舞蹈、教育、军事、宗教、伦理等伙伴朝夕相处同来同往，打成一片，只作为综合活动的一个要素而存在。比如在先秦两汉和古希腊罗马，音乐就总是与仪式和诗歌扯不开关系，所谓的乐论也往往是从伦理意义和文辞内容上着眼（如孔子的“尽善尽美”之说、《礼记・乐记》的观点柏拉图《理想国》中对音乐的严苛审查等就是典型）。在这种只起附和与衬托作用的状态中，音乐就只能混迹于文学与伦理的话语里而得不到理性的研究与推进，难以走上独立探索之路。器乐曲的出现是音乐抖落身上各种异物的关键一步。器乐曲没有了歌词，便不需要处处遵循人声的特性，音的组织就获得了相当的自由。并且，既然全部的听觉内容只由乐器承担，它也就会自觉地走出陪衬式的单调，要求自已丰富起来，让音乐的进行更有逻辑、更加自足，这样才能使听众保持注意力，把它当成一个欣赏对象。条件二：精确记谱。对于精准的记谱来说，真正的难点不在音高的标记，而在音值的细分（构成节奏的音的长短）。西方记谱法之所以能在这方面取得进步，其动力仍然是宗教合唱的现实需要，具体而言就是节奏不同的多个声部如何记录的问题。在这个问题凸显以前，人们是用简单的几种“节奏模式”（或译“节奏型”）来记谱的。但是到了十三世纪，由于“复音乐的第二、第三声部的节奏变得越来越丰富，节奏模式的记谱方法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于是理论家们又进行了各种尝试，其最终成果就是我们今天所见的音符及时值体系。古典音乐从本质上说即“精确音乐”。条件三：和声与复调。起初，人们普遍感觉除八度以外，只有四度、五度听上去比较和谐，其他的均不顺耳，因此在给一个旋律添加另声部时，两者之间就尽量保持着四、五、八度的协和关系，尤其喜用连续的四五度进行（也就是平行四五度），一旦音乐撞到其他音程上就会尽快避...
• 咩咩

  2021-09-15
  条件四：十二平均律的应用。此无法介绍，但若就实质来说，古人对于转调问题大致有两条解决路线：一是保持数的纯粹（也就是音的绝对和谐），将运算进行到底，设法推出一套全然完善的律制；三是放弃两全，将音律做一些人工调整，以破坏数的纯粹（也就是音的绝对和谐）为代价来实现转调。第一种路线相当于是在和大自然抗衡，其结果终不能令人满意。例如汉代的京房和南朝的钱乐之就为求得彻底完善的音律，分别将十二律推演至六十律和三百六十律，可到最后还是被微小的音差所苦。第二种路线也很艰难，不过相对而言比较有前途，其中有个最为彻底的解决方案，就是将个八度内的十一个音微调，使形成的十个音高距离均等，这样一来调性的变换就成了纯粹的平移，音列不会发生任何改变。可是要让音高距离均等，各音的频率就不能是一个等差数列（即除以12）而应是一个等比数列。所以问题的实质就是在1和2之间插入十个数，使之成为一个等比数列。归根结底，要想自由转调，就得精确地算出2的12次方根。这如同一场漫长的数学竞赛，南朝数学家何承天、隋朝天文学家刘焯、意大利音乐理论家温琴佐・伽利略（ Vincenzo Galilei，物理学家伽利略之父）、荷兰数学家西蒙・斯蒂文（ Simon Stevin）等人都参与其中，而率先取得胜利的是明代的朱载堉。朱载堉早先被册封“世子”爵，后来辞爵让国，醉心于科研，其伟大成就之一就是成功算出了2的12次方根并且精确到小数点后二十四位，从而获得了十二平均律的精密数据（当时称为“新法密率”）。不过这发明（提出于1584年）在当时只作为理论被之高阁，没有影响到音乐实践。朱载堉曾谓此新法“相生有序，循环无端，十二律，一以贯之，此盖二千余年之所未有，自我圣朝始也，学者宜尽心焉”。不过在音乐尚未注重和声的时候，它对平均律没有特别迫切的需要，理论被悬搁也就是自然之事。西方最早的精确结果出现于法国神学家、数学家马兰・梅森（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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