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性别

现代性的性别
内容简介:
本书对女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了创新而激动人心的探索,挑战了传统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现代性理论,并大胆质疑了某些女性主义观点,这些观点或是将现代性妖魔化为内在的父权制的产物,或是假定了一个有关现代社会男性经验和女性经验之间的简单对立。作者将文化历史和文化理论相结合,聚焦于19世纪末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对怀旧、消费、女性书写、大众化的崇高、进化、革命和变态等概念进行了检视。她从比较和跨学科的视角出发,对来自英语、法语和德语传统的大量文献进行了细致的文本分析,涉及社会学理论、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小说、颓废文学、政论文章和演讲、性学话语,以及通俗情感小说等多个领域,分析的男性和女性作家包括齐美尔、左拉、萨克-马索克、拉希尔德、玛丽•科雷利、王尔德和奥利芙•施赖纳等。
作者简介:
芮塔•菲尔斯基(Rita Felski,1956— ),曾任《新文学史》主编,弗吉利亚大学英文系教授;美学、文学理论、女性主义理论、文化研究等领域的杰出学者。 1979年获剑桥大学学士学位,1987年获莫纳什大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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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评论: 更多
  • 阿梦
    2021-06-03
    在消费主义文化中,女性常常被描述成购物机器,她们无法理性控制自身冲动,屈从于过剩的物欲情欲需求,总想挥霍钱财占有更多商品。另一方面消费主义具有潜在民主化的假象,因为它确认了不同个体在消费者身份中的抽象平等,实则通过控制个人合法欲望限定了群体的社会地位。
  • 西瓜小太萌
    2021-01-17
    【2021No.2】学术性很强,和论文无异,所以确实比较枯燥,断断续续看了三天才看完,不过真的给我的女权主义认知提供了很多新奇的角度,比如消费主义对于女权和父权的影响,我之前就没想过百货商店实际上解放了家庭妇女这件事,还有女性在自己和家的装扮上更具审美感,或者更加喜欢这些,可能是由于文化限制女性创造艺术,所以女性才以自身和家来作为宣泄审美的出口。
  • 徐音雪
    2021-02-21
    菲尔斯基的视野太开阔了,对来自英语、法语和德语传统的大量文献进行了细致的文本分析,涉及社会学理论、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小说、颓废文学、政论文章和演讲、性学话语,以及通俗情感小说等多个领域。读的时候虽然因为对很多文本的不熟悉而只能读得很慢,但作者清晰的文笔和论证,非常给人以启发和思考。“我们如何评价现代性特殊维度的性别政治的变化,它们不是源于一种全球化的历史想象,在这种视角下女性被固定在与时间逻辑一成不变的关系中。现在就说现代性的历史已经结束还为时过早,从严格意义上说,它还尚未被书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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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糖渍柠檬
    2021-02-14
    女性欲望最令人不安之处,是它缺少一个对象。不久娜娜就明显开始对商品表现出了不屑一顾,这和她对那些供养她的男人的蔑视是如出一辙的;她只是为了花钱而花钱,不加选择地把金钱挥霍在豪华陈设和廉价小玩意上,她买回来这些东西就立刻“弃之如敝屣”。她的家就是“浪费之河”;她情愿上佣人的当,买吃的就是为了扔掉,她的房子里乱七八糟地堆砌着她冲动购物的成果,买回来就再也不多看一眼。正是她对金钱及其购买能力的漠视,体现了她对尊重繁荣和财富积累的资产阶级的不满。商品的物质性不再稳定,因为它被自由流动的女性欲望旋涡吞噬,而这种欲望总是从一种商品不断地移到另一种商品。正如科林·坎贝尔所指出的,现代消费主义的精神可以被定义为一种无目标的、永不满足的渴望,这种渴望被固定在一系列物品中,它们可以组成无穷无尽的序列。欲望的对象不是物品本身,而是让人浮想联翩的物品所带来的幻想满足。预期的快乐和体验到的快乐不可避免地脱节,于是又滋生了对新物品的幻想,对旧物品再提不起兴趣。在这种欲望逻辑中,物品本身是可以互换的,可以丢弃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物品本身的特殊性,而在于物品作为商品所具有的关乎欲望性的象征意义和抽象光晕。所以,从定义上看,消费者不可能获得满足,因为这里并没有涉及客观需求;相反,商品代表了一种想象的成就感,而这种成就感必须让人求之不得。
  • 糖渍柠檬
    2021-02-14
    就像《妇女乐园》那样,因为阶级界限的消失,《娜娜》中的公共空间总让人担心它会带来道德污染和社会混乱。小说描绘的剧院中、赛马场上及舞会和晚会中,无名混杂的人群颠覆了社会的贫富差距;当不同个体为了追求快乐而密切交往时,等级制度在公共空间被弱化。
  • 糖渍柠檬
    2021-02-14
    与之相反,沉迷消费的女性拒绝接受这种以纯洁的自我否定为模式的女性气质,她们代表的是那种未获满足的女性欲望所可能具有的威胁性和破坏性。这种威胁在左拉刻画的人群场景中暴露无遗,女性购物者蜂拥而至,呈现出一种邪恶甚至是魔鬼般的特质。慕雷的一个基本营销策略,就是制造购物人群,由此将消费者转化为景观和广告本身,从而吸引更多的购物者光顾。然而,左拉的这种描写还暗示了城市人群更为邪恶的内涵,这一点在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和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arde)这些当时的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那里也有所论述。正如当今一些评论家经常指出的那样,19世纪中产阶级对人群的再现,往往诉诸流动性和不稳定性的女性化隐喻;人群的匿名性体现了一种不稳定的、混乱的、未分化的力量,威胁到了自主的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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