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洋的近世:中国的文艺复兴

“流经日本桥下的水,与泰晤士河相通;江户汉子吸进去的空气,有巴黎姑娘呼出来的气息。”《东洋的近世:中国的文艺复兴》是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京都学派史学泰斗代表作,作者的视野纵贯东西,用世界史的眼光理解东洋史,全面揭示了从宋代到清代中国近世社会的特征。
宫崎市定发掘中国宋代与欧洲近世史之间许多平行的史事,认为中国北宋开始出现文艺复兴现象,而这一过程比西洋早了三个世纪。相当全面地列举了从宋代到清代的中国近世社会的特征:大规模的都市、发达的交通、繁荣的交换经济、建立在契约上的地主-佃户关系、中央集权的官僚国家体制、科举制度产生的文官体系、以佣兵制为基础的庞大中央禁军。所有这些特征,归结起来,是高度发达的交换经济与中央集权的国家特征相结合的体现。而在这样的体制下,新生的宋代平民文化中出现了民族主义搏动的先兆。
编辑推荐:
★“宋代文艺复兴论”开山之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比欧洲早了300年,并且深刻影响了世界。
★“汉学诺贝尔奖”儒莲奖得主、史学泰斗宫崎市定学术代表作,日本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经典的学术标志和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坐标系。
★借大家之眼,重新发现宋代。大规模的都市、繁荣的交换经济、建立在契约上的地主—佃户关系、影响了欧美近代人事制度的文官体系、庞大的雇佣军。全面解读宋代的近代性!
名人推荐:
作为史学泰斗内藤湖南在京都大学的学生和继承人,宫崎市定教授在《东洋的近世》中发展恩师关于中国历史分期的理论,并从经济和社会文化入手,完善了理论的基础,将其推广到更广阔的世界历史中去验证和讨论。
——[加]蒲立本(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东洋的近世》在其刊行之初,是充满争论的读物。然而今天,这部书无疑可以作为一部值得信赖的历史概说书来阅读,同时可以充满信心地加以引用。
——[日]砺波护(京都大学教授)
宫崎市定继承了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在东亚与西亚、欧洲等地相互交流的视野下,作为世界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史料中发掘出了宋代作为“近世”的各种表现,并确定其历史地位。
——[日]增渊龙夫(一桥大学教授)
宫崎在《东洋的近世》一书中补充了内藤说在经济方面论据之不足,相当全面地列举了从宋代到清代的中国近世社会的特征。他在新生的宋代平民文化中发现了中国近世国民主义搏动的先兆,“人民”有了文化主体意识,不再奴隶般地效忠于皇室。
——张广达(台北“中研院”院士)
宫崎市定通过《东洋的近世》等书完善了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分期理论,从此,中世贵族制度、近世说及其唐宋变革说成为日本东洋史学京都学派最为经典的学术标志和研究整个中国古代史的坐标系。
——刘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进一步发展了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他不仅继承了内藤关于唐宋变革是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政治转变的观点,而且十分突出地强调宋代作为近世的意义,认为与西方相比,东洋进入近世的历史要更早。
——张国刚(清华大学教授)
内藤湖南曾将宋代比拟为西洋的文艺复兴时代,宫崎市定则对之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证,认为“东洋(宋代)的文艺复兴比西洋的文艺复兴早三个世纪”,甚至前者还“启发和影响”了后者。可以说,宫崎市定不仅是其老师内藤唐宋变革说的继承者,更是师说的发展者、保卫者。他的贡献受到了整个学界的充分肯定,以至于西方学界或将内藤的唐宋变革说称之为内藤—宫崎说。
——牟发松(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纵贯东西,站在世界史的立场上,用世界史的眼光来理解“东洋史”,同时通过对东洋史的理解来探究西洋史的意义,是宫崎史学中最具特色的一点。
——张学锋(南京大学教授)
宫崎市定(1901—1995),日本历史学家,京都学派史学集大成者,东洋史京都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先后任京都大学教授,巴黎大学、哈佛大学、汉堡大学等校客座教授。曾荣获有“汉学诺贝尔奖”之称的儒莲奖、日本学士院奖和文化功劳者奖章。代表作有《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科举》《东洋的近世》等。
砺波护,日本东洋史专家,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专门研究三国至隋唐时代的中国历史。代表作有《隋唐佛教国家》《唐代政治社会史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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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猫T2018-08-15唐代以前近乎古,宋代以后近乎今。这是史学界一致认同的说法。但是古今之间的节点有哪些,却一直没有深入去了解过。这本书虽然是日本人所写,书名是《东洋的近世》,但是大部分篇幅都是在说中国,正好弥补了我正方面知识的欠缺,而且大部分观点都很诚恳,史料充足,翻译也很流畅,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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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2020-02-071. 超脱的仪式性的佛教/天主教的没落分别结束了东西方的中世纪,学风从演绎变归纳,进入世俗化的近世。2. 资本与经营分离,农、商、政代理人(业主、经纪人、胥吏)的出现,使士大夫阶层形成。3. 景气曲线:上古至西汉,平缓上升;东汉至唐末五代,萧条;宋以后,景气,回归古代乐观,日常琐事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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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椿山2018-12-09是我完全陌生的领域,作为了解看看。写得很精彩,有框架也有关键的细节,常让人想“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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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2023-01-16兴起于东北进而占有华北的金朝,以及兴起于蒙古进而征服中国的元朝,都不想离自己的根据地太远,于是都选择了大运河北端的今北京作为都城,不用说,他们都认识到了运河对于统治中国极为重要的利用价值。明太祖曾一度定都南京,但最终明朝还是逃脱不了成为元朝后继者的命运,成祖永乐皇帝时即将都城迁往北京,即使到了清朝,北京的首都地位也无法动摇。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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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2023-01-16宋代以后的这种新贵族阶级,与中世纪的门阀贵族在性质上有着极大的差异。首先,士大夫家庭只能靠每个成员的努力去延续家庭的声望,而不能像中世纪贵族那样单凭自家的历史就能得以延续,如果懈于努力,即刻便会陷人衰败的危险。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很少像中世纪贵族那样,由于特定的贵族与贵族之间的政治斗争而被卷入内乱的旋涡,招致灭门惨灾。相反,亲戚知已相互声援,坚守读书人阶层的底线,使得他们的地位反而更具有弹性和韧性。其次,由于近世士大夫家庭的特权不被承认,因此,家庭没有门阀的高下等级,没有中世纪贵族那种排他的矜持心和自赏的封闭性,更加开放和自由。P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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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2023-01-16在大运河开始发挥作用的唐代,西方的阿拉伯(大食)人、波斯人的目的地不再是单纯的长安或广东,他们来到长江与运河交汇处的扬州,在这里建立起了繁华的居住地,从事商业活动,人数据称有数千之多。P26毛豆注:唐朝时长江流域的商业城市,以扬州,益州(成都)为两个中心。安史之乱以后,北方经济地位下降,长江流域地位上升。扬州、成都成为全国最繁华的工商业城市,经济地位超过了长安,洛阳。所以有"天下之盛,扬为首"的说法,成都物产富饶,所以当时谚语称"扬一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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