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蛊乱长安
- 书名：巫蛊乱长安
- 作者： 谭木声
- 格式：AZW3,EPUB,MOBI
- 时间：2024-09-06
- 评分：8
- ISBN：9787221182920
内容简介：
重审巫蛊之祸来龙去脉，还原历史真相；
作者简介：
谭木声，青年历史研究学者。中国人民大学西方哲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学术研究方向为晚清政治史，特别是清末宪政的外交因素。曾任经济观察报高级编辑、界面传媒创始合伙人。现为人文历史教育传播机构“新亚人文学院”创始人。曾出品“中国通史大师课”系列人文课，为大众所喜爱，在喜马拉雅等平台有上千万收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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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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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木笑2024-06-12这本书更像一本私人历史笔记。古时人常将读史随感记于书白或便笺上，这类笔记最重独立思考，像是意图藏之深山的一家之言。如果照这样的标准看，这本书的表现无疑是优秀的。作者并未完全拘泥于对“巫蛊之祸”的梳理和一般性分析，而是加入大量自身揣测和思量，虽然一些观点因为不同于传统结论似乎值得商榷，但这也正是历史笔记的魅力所在。核心在于汉武帝在“巫蛊之祸”中的角色到底是什么？作者的观点很冷峻：这是一场武帝晚年发动的政治战争，为的是清除太子和卫皇后一系的庞大势力，至于谁来继承未来的帝国，这似乎并不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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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遥遥以轻飏2024-05-271.西汉后期的外戚之祸，萌芽于武帝，养成于宣帝，大行于元、成之时。武帝儒法并用，限制了外戚集团。2.国家不在大事征伐，军功也少了，行政能力就成为甄别人才的重要手段，读书也就成了社会中下层唯一的晋升之道。（但我记得察举制也是汉代重要的选官制度，但比例多少未可知。）由此观之，数百年后，完成了统一的隋唐，也为科举制的形成提供了土壤。3.天子和太子的关系，作为继承人的太子做事容易被认为挑战君权，帝王家信任极其稀缺。如果没有巫祸之乱，戾太子顺利登基，而不是年幼的刘弗陵，困扰西汉后期的外戚专权的局面或许就不会有，但也可能其它局面，毕竟历史不是归纳，而是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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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渡寒潭2024-06-10书写巫蛊之祸故事中较为出色的著作。以汉武之雄才与心机，“虎毒食子”并非突破其道德边界之事，在选择帝国方向上剿灭太子一族或许在他心底永远都会认为是正确无比的决策。军功集团从卫青到李广利，在侧美人自卫子夫到赵钩弋，皆是棋子与弃子而已。以史可以明鉴，君不见尊崇汉武者比比皆是，中国历史即在暗黑中循环往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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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夕felicity2025-03-24在宫中充斥方士妖异之时，朝中的政治风气也越来越败坏。元狩六年（前117年），大农令颜异因白鹿皮币一事被诛，罪名是“腹诽”。此法一出，从此恶政无人敢谏。因为征伐四夷，大兴宫室，文景时积累下来的财富被挥霍殆尽，朝廷财政极度紧张。元狩四年（前119年），张汤向武帝献计，取禁苑中白鹿的皮，裁成一尺见方的小块，边缘饰以彩色文藻，定价四十万钱，名为皮币。这一小张皮币当然不值这么多钱，不过它并不用于在市场中流通，而是定向卖给列侯，它的依据是“古者皮币，诸侯以聘享”，“聘”是诸侯间的通问修好，“享”是诸侯向天子进献方物。先秦时聘享必具的礼物之一是玉璧，玉璧需要以皮币或者帛作为衬垫来进献。现在规定，进献给天子的玉璧必须用朝廷发行的白鹿皮币作为衬垫，而这张皮币的价格是四十万钱，既不可以用它物替代，也不可以还价。这是在以“崇古礼”“应祥瑞”为名，变相剥夺诸侯的财富。大农令是国家财政的主管官员，发行白鹿皮币的措施应当要征求大农令颜异的意见。颜异以廉直闻名，累迁至九卿。天子问颜异，颜异对曰：“今王侯朝贺以苍璧，直数千，而以皮荐反四十万，本末不相称。”王侯朝贺时献上的玉璧才值数千钱，作为外包装的皮币却值四十万钱，这是本末倒置。此语暗暗讥讽收钱的道理太牵强，天子听了很不高兴，心里便对颜异有了芥蒂。此后，颜异被人告发，下廷尉张汤处查处。张汤过往与颜异有过节，他仔细搜罗证据，查出曾经有人向颜异提及国家颁布的法令有不便之处，颜异没有反应，只是微微地“反唇”，可能就是嘴唇向外微微地翻一下。张汤抓住这一点上奏，说这是在心里诽谤、反对国家法令：“异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论死。”“腹诽”从此作为一种罪名成为以后判案的先例，即“比”，以后可以比照它为罪名来处罚类似的行为。此后，“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对于朝政与法令，不再有异议出现。政治丧失了纠错机制，荒谬绝伦之事便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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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夕felicity2025-03-24二者的差异并不只是高悬在学理辩论之中，而是落实到为现实政治做指引与辩护上。《公羊传》宣扬大一统，鼓吹大义灭亲，强调复国仇；而《穀梁传》讲亲亲尊尊，重视礼教，主张以民为本。武帝时，《穀梁传》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瑕丘江公，他跟随鲁地的申公学习《穀梁传》及《诗经》。武帝执政之初重用的御史大夫赵绾是申公的学生，在赵绾的推荐下，武帝以“安车蒲轮”从鲁地接申公到长安，要大兴儒学。董仲舒则是《公羊传》学派的代表者，他与写定《公羊传》的胡毋生都是景帝时的博士，据说他是从胡毋生处得受公羊学。瑕丘江公与董仲舒大致是同时代的人，《穀梁春秋》与《公羊春秋》也正是在此时有了被选择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竞争机会。武帝让丞相公孙弘主持两人辩论二传孰优，史言，董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是能言善辩、旁征博引的人。而江公“呐［讷］于口”，即口才不好，不擅与人争长短。这样，辩论的结果自然是江公“不如仲舒”。辩论的主持者公孙弘与董仲舒同属公羊学派，思想上本就倾向董仲舒，而辩论中董仲舒也确实占了上风，于是公孙弘就堂而皇之地判定董仲舒获胜，这也就意味着《公羊传》优于《穀梁传》。于是武帝定《公羊传》为《春秋》的官方阐释版本，因而也就是汉朝的官方意识形态。江公与董仲舒的这场辩论发生在元朔六年（前123年），刘据生于元朔元年（前128年）春，辩论发生时他最大不过六岁，对这一辩论不可能有什么自己的看法。不过依制，再过两年太子就到该读书学习的年纪了。既然《公羊春秋》已被钦定为本朝的官方意识形态文本，到了太子该读书的年纪时，武帝就指定太子学习《公羊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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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夕felicity2025-03-24《公羊传》《穀梁传》与《左传》合称“《春秋》三传”，它们都是后人对《春秋》晦暗不明、语焉不详的文句所做的解释。《左传》更偏向解释《春秋》所涉及的历史事实，是一部史书。《公羊传》《穀梁传》则着重于阐发《春秋》的义理，可以看作政治理论著作。《公羊传》旧题为战国时齐人公羊高所撰，《穀梁传》旧题为鲁人穀梁赤所撰，二书因此而得名。《公羊传》原书失传，长期以来依靠口耳相传，至景帝时，才由齐人公羊寿和胡毋生分别写在竹帛上，其文字才固定下来。《穀梁传》的流传亦同，至西汉初期被人用隶书记录下来，方才定型。因为两书的作者、传播者和注录者分别是齐人和鲁人，所以《公羊传》在汉时被称为齐学，《穀梁传》被称为鲁学。二者的差异背后是齐文化和鲁文化的分野。简而言之，齐文化求变进取，鲁文化因袭守成。《公羊》《穀梁》二传也分别继承了两种文化的精神内核，因此二者对于春秋时期的政治思想，有着诸多不同的观点、角度解读。《公羊传》《穀梁传》对孔子是不是一个改革者，认识完全不同，所以对于革新创制的主张也不同。《公羊传》大力阐发孔子改制的一面，认为孔子受天命为素王，他不泥古，夏时制、嫡子继承制、亲迎制、三田制、选举制、郊制这六项重要的制度都是经他亲手而订，改周之旧制，立《春秋》新制，行为万世法。《公羊传》阐释中的孔子，活脱脱的是一个改革者、创造者。而在《穀梁传》阐释中的孔子则一生痛心于礼崩乐坏，是周代宗法制度的坚定维护者，正统平和。与对革新的态度相应，《公羊传》《穀梁传》对于周代的各种制度评价不一。世卿世禄制是西周固有的制度，《公羊传》讥世卿，尚贤能，其中自然蕴含“兴选举”的思想，为后世公羊家所发挥，开创了汉代的选士制度。《穀梁传》则维护周的既有制度，在《穀梁传》学说盛行的鲁国，政权世代由世家大族把持，甚至出现大夫专政、君权旁落的现象。齐文化崇拜神仙灵魂，两汉时流行的谶纬之学，来源之一就是齐国稷下学宫学者邹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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