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
- 书名：自主
- 作者： 丛小平
- 格式：EPUB,AZW3,MOBI
- 时间：2024-07-29
- 评分：
- ISBN：9787520193948
内容简介：
《自主》考察中国革命中法律实践的社会与文化意义。以著名的“刘巧儿”故事的原型--封捧儿（封芝琴）的婚姻案件为主要线索，追踪了此案的发展全过程，探讨它如何从一个村庄的婚姻纠纷案件，一步步地发展，先是成为司法案例，再作为中共治理乡村模式的典型，最后成为全国性文化产品。通过对这一案件发展过程的分析，《自主》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时期的社会、文化、法律和政治治理做了全景式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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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霓八2022-12-07十年磨一剑：丛以封张案入手，容纳了概念史、革命妇女形象建构、婚姻法宣传、新闻与戏剧等多个面相，富有纵深感地探讨了从自由向自主的观念转变所显露的妇女主体性，也就是从家长制随心所欲的控制转变为妇女为自己的婚姻做决定。丛老师回击了西方“社会主义父权制”的观点，从女性对于法律的自主运用，以及国家女性主义者接替生物母亲充当社会母亲的指引可以看出妇女的自主和觉醒。作者对法律史的分析令人惊喜，尤其是对马锡五审判方式对婚姻自由的法律制度与婚姻自主的法律实践进行融合与协调，映衬了公共空间在中国的研究视阈。马锡五拥有国家干部和当地声望的双重权威，他在田间地头、庙宇进行调解的过程所营造的公共空间恰不是精英知识分子的所在，而是具体的、民间的本土所在。民间草根的公共空间为像刘巧儿这般的农村妇女提供了自主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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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a2022-10-10文字晓畅、阅读轻松，但其实下了一番扎实的史料功夫。由一件逃婚案写成一本书，着实讲了一个好故事。引入“自主”的词汇考察作为另一主线，使得具有七八十年的大跨度，涉及司法制度、五四以来的女性与婚姻、文艺制度等方方面面的研究收放自如。提供了很多新鲜的细节和视角，有时甚至颠覆刻板认知，很开阔思路。历史研究、社会研究和文艺研究结合的跨学科佳作，大概历史学者具有相当高潮的纵深贯通能力。整部书能看出作者很明显的海外背景，也隐隐意识到她的立场和写作可能也代表着海外学界的某种微妙变化。最喜欢全书的导论以及四到六章，不足或许包括，书的末尾对80年代的婚姻制度、妇女问题只浅浅提及，和前面的勾连也不多，有点意犹未尽。而且觉得最后一章节制得有些刻意，有的“结论”也显得略突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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梼杌2022-10-28挺精彩的，由“封张案”的发生、处理及流传、改编串联起的历史，从边区到全国、传统到革命、民俗到法律、女性到全社会都牵涉其中，特别是法律的修订与实践，母亲形象的展现以及封、袁、新三位女性人生故事的梳理，都很有意思。
最新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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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怀普2022-08-261950年《婚姻法》回到“婚姻自由”的说法，与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重新回到城市亦有关系。面对都市群体，共产党选择使用“婚姻自由”吸引都市受过教育的青年男女。这反映了共产党当时的心态，即返回城市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都市人口的支持。1949年，人民法院下发的一个文件就表达了这种想法。文件指出，“现在革命时期，已由乡村包围城市，转到城市领导乡村”，因此，婚姻条例应及时回应这一变化。早在1948年，刘少奇就指示妇女领导人，如邓颖超等，组织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起草面向全国的新婚姻法，以便全国胜利后可以立即执行。刘少奇在指示中说，现在各根据地的婚姻条例并不统一，在摧毁封建势力上也不够有力。他认为1934年的苏维埃婚姻法代表了对封建主义不妥协的态度，并建议以此为基础来草拟新的婚姻法。这样，婚姻原则的用词回到了“自由”，在政策上也较为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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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怀普2022-08-26美国学者裴宜理在研究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时认为，共产党革命的早期动员过程采取了文化重置（cultural positioning）的策略，即运用重要文化资本和创新的方法，将一系列传统的符号策略性地运用于政治动员中，用以说服和吸引大众，扩散革命理想。在1949年取得政权以后，文化重置让位于另一种策略，她称为“文化扶持”（cultural patronage）。“文化扶持”是政府扶助下的重述革命历史的活动，意在重建革命传统，用于巩固政权的合法性。1949年之后，刘巧儿的故事呈现出这样的过程：当时国家政权一方面对各种民间文化进行改造，并利用这些文化形式宣传新观念，进行婚姻改革的动员。另一方面，国家也的确在改编、重塑源于延安时期的“刘巧儿”的故事，以进行革命历史的重建与叙述。重塑革命历史不仅仅是为了政权的合法性，更是一种在地理上和观念上深化社会改革的需要，而“刘巧儿”的形象也正是文化重塑的一部分，即在阐述既有的革命符号的同时，也在新的时代和新的环境中不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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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怀普2022-08-26这些文化产品的出现表明，“封张案”不再以“纯粹”的法律问题的形式出现在司法领域，它延伸到了更广阔的社会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产生了新的解读。袁静在1940年代陕甘宁边区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中将捧儿的故事重新塑造成一个女性的文化榜样。袁和其他许多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在这一时期的活动，都是共产党“文化重置”（cultural positioning）的一部分，如裴宜理在《安源》一书中所说（见该书“绪论”），这些活动的目的在于帮助共产党推行婚姻自主的观念，动员乡村妇女参与社会改革。进一步来看，通过表现不同的文化形式，包括传统的民间艺术形式，共产党吸引了一大批青年才俊参与文化创作和生产。本章通过分析文化产品及其作者，探讨后五四一代知识青年对家庭和国家关系的思考，尤其是女性对自己在革命国家关系中位置的思考。从1930年代后期到1940年代，成千上万来自都市的青年学生奔赴延安，我把这群在社会上立足未稳的年轻人称为“后五四一代知识青年”，以便与那些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已经成名的知识分子相区分。这一代青年汲取了五四新文化的精神，在1940年代的社会和文学运动中成长，找寻他们的未来，和那些成名知识分子不同，这些后五四一代的知识青年是在共产党的指导下形成他们的政治观点和文化品位的，革命运动帮助他们成长，他们也获得了成就感。他们逃离即将被日军占领的都市，逃避可能被侵略、被奴役的生活，自主地选择了延安，也选择了将自己的未来和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尽管在延安遭受了物质短缺和政治苦难，但是他们在国家危难之际，仍然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改革和国家建设方案，对中国革命的成功持有坚定的信念。袁静就是“后五四时代”青年中的一员，从她的生活轨迹和文学道路中，我们可以了解更多有关“后五四一代”青年的情况。《刘巧儿告状》中所设定的人物表达了袁的家国观念，体现了这一代人独特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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