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王之怒

龙王之怒
内容简介:
除了九一八事变,1931年的中国还经历了另一场灾难——长江水灾。武汉三镇首当其冲,竟成一片汪洋,各方反应交织出水灾来袭下的历史众生相:疲于应对的国民政府,接踵而至的日本入侵,难民营地与水上交通,饥荒与血吸虫病,甚至谣言开始流传,这是行云布雨的龙王在现身报复……
作者简介:
陈学仁,英文原名克里斯·考特尼,英国杜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在曼彻斯特大学获博士学位,在剑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等多所高校及机构进行学术访问,研究方向为中国环境史、城市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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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马孔多在下雨
    2024-05-17
    史料很翔实,但是并不觉得这个“致灾机制”有何特别之处
  • 寡人有疾
    2024-06-20
    一个在武汉学习过两年的西方学者的研究,但史料不足,很多细节没有很清楚。要是有人能写出1954年长江流域性大洪水的历史就好了。
  • Roger
    2024-05-04
    小切口、多视角、整体史,将1931年长江水灾作为切入点是巧妙的,背景牵涉中日交恶、国共内战、全球经济大萧条等。没有人类,自然也无所谓“灾害”,“致灾机制”同时包含了“天灾”和“人祸”。前两章自然和人文地理的铺垫,是非治环境史研究者经常一笔带过的。环境史的落脚点,终归是各自不断变化的人与环境之间的复杂互动。救灾是对政经制度和社会百态的一次全景展示。有意思的点是现代化建设与龙王信仰的兴衰、租界内外人们不同的生活状态、美国名为救济实为倾销、国共赈灾时的暧昧关系、从感官/身体的视角描述受灾者对洪水的感知、妇女水上卖淫贩童等。二十世纪下半叶随着国家政权建设的急速推进,农林水利技术、流行病学和营养学的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巨变,人们对1931年长江水灾的历史记忆由“龙王之怒”逐渐转变为“人定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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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闻夕felicity
    2023-08-13
    从很多方面来说,这次尝试说明了官方更广泛的救援努力。这种救援努力非常现代,运用了新的航空科技来帮助原本难以接近的难民,由国民政府卫生部长刘瑞恒和他的朋友、洛克菲勒基金会公共卫生工作者约翰·格兰特(John Grant)陪同林德伯格乘坐飞机。这架飞机的机组人员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知识和技能,并得到相当大的政治和财政支持。即使如此,他们的尝试仍是不成功的。他们没有设法为一个难民接种疫苗,却卷入一场不幸的冲突中。这场看似可行的救援计划,没有考虑灾民的行为模式。流行病可能是难民生存最紧迫的身体威胁,但饥饿心理则是他们行动的更强大动力。饥饿的难民最想要的是食物,而不是无关自身生存的说教和外国生物医学流程。在兴化事件中,灾害救助专家中的精英上层直接面对了他们的救助对象。这两个群体最终陷入紧张对峙的事实,暴露了官方想象中的洪水景象与当地灾害现实之间严重脱节。本章和下一章讨论两个使用不同知识语言的群体之间在沟通上的困难。两种知识语言的第一种是从兴化郊外的单翼飞机上走出来的技术专家说的语言,它充斥着抽象的经济概念、医学理论和科学术语。第二种是那些生活在舢板上的人所说的,一种具有乡土知识的语言,其语法受到了构成灾害文化的代代相传的习惯知识的影响。这两种话语被证明是彼此无法理解的,以至于当精英上层的代表与难民在兴化城外的水域相遇时,他们只能通过基本的手语和暴力威胁来沟通。洪水历史是为后人而记录的,那些书写灾害的人几乎只使用专门的技术话语。在这种权威记录的描述中,洪水叙事变成了一个由政府机构和救援组织主导的故事。那些采用自上而下措施的人成为决定难民生存的唯一裁定者。当乡土专业知识被注意到时,则被视为灾民已有绝望症状。诸如舢板这样不起眼的技术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被遗忘了,而飞机等浮夸但基本上无效的技术则备受称赞。这并非救济机构的故意混淆,而是在灾害治理领域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机构意识形态(institu...
  • 闻夕felicity
    2023-08-13
    本章提供的对灾害现象学维度的细致研究,也有助于将难民的活动——或者这种情况下的不行动——与背景联系起来。考虑到他们所遭受的难以抗拒和令人迷失方向的经历,他们坐在那里、不移动不是没有道理的。今天,灾害被认为会造成重大的心理和神经损伤。除了由身体损伤和疾病导致的器质性大脑障碍外,灾害还会导致一系列与创伤相关的精神疾病。人们很少注意到20世纪30年代洪水的心理影响。对1998年长江水灾余波的研究表明,许多人都经历了严重的心理问题。这种创伤的症状之一可能是不愿动和分裂感。安德鲁·克拉布特里描述了2008年印度戈西河(Kosi River)洪水的幸存者在洪水过后显得“麻木”和“无助”。另外一些人则表示,他们“感官失灵”了。1931年洪水幸存者看似冷漠和不行动的样子,似乎也说明了一种类似的创伤性静止。这并不排除文化的作用,文化可能影响了对正在发生作用的创伤的具体理解,但消极绝不是某种特殊文化的特性。在一些案例中,洪水的创伤效应可能会产生更严重的后果。在武汉洪水中,有大量自杀的案例描述。阿栋描述了洪水中一对夫妻失去了所有的孩子,这让他们悲痛欲绝,最终夫妻俩双双溺水身亡。一名外国记者写道,尽管中国有自杀的文化禁忌,但“到处都可以看到绝望、冷漠地自杀的人”。虽然这无疑有些夸张,但自杀的流行在中国并不少见。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江南地区的一些运河被那些认为自杀比面对战争创伤更可取的人的尸体堵塞。历史学家李勤曾描述,湖北的一些家庭绑在一起跳入洪水,以逃避20世纪30年代洪水的可怕后果。后来在1954年该地区发生的洪灾中,据报道有2 000人自杀,而在此次洪水中,洪水造成的心理影响远比营养冲击更具灾难性,自杀人数远超饿死人数。近几十年来,历史学家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将被动的灾害受害者等待慷慨的外部援助的形象复杂化。他们着重强调难民救助机构,详细叙述了这些机构采用的复杂策略。这种研究方...
  • 闻夕felicity
    2023-08-13
    就在不远处,越来越多的难民正聚集在赛马场的看台上。在这里,他们与俱乐部廊道上饲养的牛争夺空间。俱乐部饲养马匹的马厩也是这样。在所有被洪水困住的物种中,这些马匹是最不适应洪水的。几个世纪前,清朝军官们已发现,在湖北的湿地上饲养马匹是极其困难的,这也意味着他们将很难驻扎骑兵营。马匹缺乏对抗自然的韧性,但马匹与人类无与伦比的社会和经济关系弥补了其自然韧性的不足。当洪水涌入俱乐部时,一些马匹被转移到江边仓库的屋顶上,另外一些甚至被转运到上海。像那些救狗的人一样,这些马匹的外国主人用饱含情感的语言表达他们对爱马痛苦的担心。毫无疑问,这也有他们在马匹上的资金投入的原因。相比这些马匹,仅在几米之外避难的人类难民却几乎得不到任何救助。当俱乐部会员担心难民聚集会带来卫生风险时,他们向政府请求,要求将难民移走,难民们最终被疏散。那些在俱乐部消磨时间的人和栖身在看台上的难民在空间上几乎没有距离,但他们的灾害经历却几乎完全不同,就好像他们经历的是两场不同的洪水。对前者而言,洪水只不过带来了些许不便和无聊,而对后者而言,洪水却是对生命的摧残乃至终结。一些人只不过觉得洪水让他们只能喝纯威士忌,并抱怨新鲜的蔬菜短缺;而另一些人只能喝着肮脏的江水,并寻找野生植物充饥。这“两场洪水”的边界并不是由文化或国籍界定的。武汉的本地富人从提高房租、哄抬大米价格中获利,也生活在一个与大多数难民天差地别的世界。我们将重点放在考察某些外国租界,不是因为这些外国租界特别不受洪水影响,而是这种不受影响因种族和经济地位因素而相对明显。其实很多外国人对洪水也感到极度不适,就像很多本地人相对没有受到影响一样。这两种洪水经历间的鸿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许多有文化的目击者对难民行为的蔑视态度。皮耶罗·坎波雷西曾表示,在早期近代欧洲,长期饥饿的穷人生活在一个情况相对好的穷人无法理解的世界里。在那里,长期营养不良和习惯性食用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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